论懒汉的哲学谷崎润一郎东川报

“读者诸君切勿误解，我绝不是规劝大家怠惰。现今世上有很多人扬扬得意于被誉为‘精力充沛’‘勤勉过人’又或者以此自吹自擂，不过我以为，偶尔想一想懒惰所蕴藏的美德——安静闲雅也没什么害处。”——谷崎润一郎

所谓懒惰，简单说就是“怠倦”。通常，“懒惰”的“懒”字用“懒”字代替，写成“懒惰”，这是错误的，正确的应是“懒惰”。今查简野道明《字源》，“懒”用于“憎懒”等语词，意为“憎恶”或“讨厌”；“懒”则是“无精打采”“疏慵”“怠惰”“疲惫”的意思。《字源》引柳贯诗句为例：

借得小窗容吾懒，五更高枕听春雷。

倘使再转引几个《字源》中的用例，还可得许月卿诗“半生懒意琴三叠”、杜甫诗“懒性从来水竹居”等句子。

由以上例子即可得知，懒惰无疑是“怠惰”之意，但似乎也含有几分“厌烦”“厌憎”的情绪，这一点切勿疏忽。

而且更需注意的是，“借得小窗容我懒”“半生懒意琴三叠”“懒性从来水竹居”云云，都是明知“疏慵的生活”中自有另一番天地，故而晏然安适其中，向往、企慕，有时候甚至还有一种故意炫耀、矫情的倾向。

这种心态不仅中国，日本也自古有之，倘若从历代歌人、俳人的吟咏中去寻例子，必定其数无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室町时代的御伽草子中，甚至还有《懒太郎》这样的小说。虽名字唤作懒太郎，所幸对造房子很是在行，想着垒起方圆四町的土墙，三面立门……天花板上敷布锦帐，桁架、屋梁、椽子等皆用白银黄金的榫头销钉啣接，并张挂璎珞帘子，就连马厩、门房的建造也不能马虎。然而想归想，怎奈诸事不备，只好树立四根竹竿，上盖草席，住在里头……此种住居虽说寒碜，但手足皲裂、跳蚤、虱子，以及身上的垢腻之类，却不愁没有……有道是舍不出本儿，成不了商人；田间不作物，口中无食粮。懒太郎却是成天游手，有时一连四五天赖在榻上不着地。

如此落墨如此笔意，是纯粹的日本式思维方式，决然不是中国小说的翻版。恐怕是当时的破落公卿们，自己便过着懒太郎式的生活，为了排遣无聊才写下这样的东西吧。多少因为这个因素起着作用，所以作者对这种无可救药的懒汉主人公，非但不加以摈斥，反而为其怠惰、污秽、厚颜无耻抹上一层易被接受的可爱色彩。虽被邻人们嗤之以鼻，把他当成一个累赘，然而他身为乞丐，却有着不畏地头淫威的勇气，赋性鲁钝，和歌却吟得了得，以至传到当时天皇耳朵里，最终被供奉为多贺大明神。

...

总之，这种“懒惰”“疏慵”是东方人的特征，我姑且将其称为“东方式的懒惰”。

这种风习或许是受佛教、老庄的无为思想，以及“懒汉哲学”的影响所致。然而实际上，它与这些思想并无关系，这种风习充斥于更加浅近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出乎意料的根深蒂固，可以说正是我们的气候、风土和体质等孕育了它。相反，佛教和老庄哲学倒恰是这种环境的产物——这样理解才更加接近事实。

仅就懒汉的“哲学”“思想”而言，西方并非没有。古希腊也有一类譬如第欧根尼式的懒汉，不过他们的生活态度源于他们的哲学观点，是学者式的态度，不像日本和中国的众多懒汉那样，莫名其妙、吊儿郎当地混日子。那个时代的克己主义哲学虽说是消极的，但遏抑物欲却非常精诚，所以还是很努力，很有意志力的，其境界与所谓的“解脱”“真如”“涅槃”“大彻大悟”等相距何止千里。此外，仙人及隐士之类也不是没有，但他们大多属于寻求发现所谓“哲学家的石头”的炼金术士之类，近乎中国的仙人葛洪，与其称之为“无为”“懒汉”，不如说他们与“神秘”的形象交织得更为紧贴。

到了近代，提倡“复归自然”的让·雅克·卢梭的思想，据说有些地方和老庄思想相通，不过说老实话，我就是个懒汉，迄今连《爱弥儿》也没读过，所以不敢妄加置喙。然而我觉得，不论其思想和哲学究竟如何，在日常实际生活中，西方人既不“懒惰”，也不“疏慵”。他们的体质、肤色、服装、生活方式，以及所有环境条件造就了这样的他们，即使偶尔因为某些原因迫不得已不讲卫生、不讲规整，但他们做梦也无法理解东方人的这种想法——在懒惰之中觅得另一片安逸天地。他们不论富人或穷人，不论游手好闲者或勤奋劳作者，不论老人或青年，不论学者或政治家，不论艺术家或工人，在积极、进取、奋斗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全然没有差别。

东方人的精神性、道德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舍弃俗世隐遁山中、独自耽于冥想的人被称为圣人或高洁之士，然而在西方，却不会将这种人视为圣人或高洁之士，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利己主义者。我们把那些勇敢地走上街头，给病人送上药和食物，为穷人分发物品，为增进全社会的幸福而牺牲自我、勤奋工作的人，视为真正有道德的人，将他们从事的工作称为神圣的事业。

我曾读到过约翰·杜威写的这样一段话，大致是这个意思，这是西方普遍的思维标准——如果说这是常识，那么所谓“怠惰”“无为”，在他们眼里就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虽然我们也是东方人，但我们并没有将“怠惰”看得比“勤奋”更加高尚，所以我不打算正面反驳这位美国哲学家的说法，更不会正颜厉色、咄咄逼人地反唇相讥，不过还是想问一句：欧美人所说的“为增进全社会的幸福而牺牲自我、勤奋工作”，究竟指的是哪种情形？

例如基督教运动有个叫“救世军”的团体，我对于从事这种事业的人们抱有敬意，绝不暗怀反感或恶意。但不论其动机如何，像那种站在街头，用激越、快速、急切的语调进行说教，为援助自愿放弃职业的人，上贫民窟挨家挨户赠送慰问品，扯着每一个行人的衣袖散发传单，劝人向慈善箱里捐款——那种小儿科、琐琐屑屑的做法，不幸很

不符合东方人的性格。这不是公理不公理的问题，而是民族性的问题，是每个东方人互相都能理解的一种心理。我们一看见那种活动，便从脚底心腾起一种被人驱赶的慌张心情，哪里还会悄然生出半点同情心和信仰心呢？人们经常指责佛教徒的传教和救助方式较基督教更为保守、消极，实际上佛教才更符合东方人的国民性。镰仓时代的日莲宗和莲如时代的真宗虽说非常积极和主动，但最终不过化为“七字题目”和“六字名号”。那种做法和现世没有一枝半节的联系。禅宗的道元便做如是想：“人生为佛教，非佛教为人生也。”

我以为，这与基督教有着千里之差。

诸葛孔明因玄德三顾茅庐而惶恐不已，无奈只得舍弃闲散的生活，这是《三国志》中众所周知的故事。倘若孔明不等到被玄德硬请出山，而是更早地置身俗世当然也未尝不可，但假使玄德再三恳请，仍隐匿不出，与闲云野鹤为友而终其一生，其心境同样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中国自古有“明哲保身之道”一说，忌争避乱，以全其身，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处世之术。战国时，苏秦衣锦还乡，趾高气扬地说：“且使吾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功成名就，佩六国相印固然了不得，在靠近城郭的地方耕田二顷，一辈子隐没于乡间也不坏。可是，苏秦这个人扬扬得意地说出此种话来，颇像现今的国会议员，其品格远比孔明之类低下。事实上在东方，较之苏秦类型的人物，孔明类型的人物不单品格上更加高尚，本质也更为优秀，这方面例子多得是。

最近，我看到各种电影杂志上刊登的好莱坞电影明星的照片，时常觉得奇怪，这些肖像将他们的脸部放大特写，无一例外都露着牙齿在笑，同样毫无例外的是，不论哪个明星，牙齿都那么洁白，像珍珠似的排列得整整齐齐。但仔细端详他们的表情便会发现，那根本不能算是笑脸，只不过硬生生拿腔作势地张开嘴，故意露出两排牙齿而已，就像经常看到日本女孩子骂街时，“咦！”的一声露出牙齿一样。这种感觉，女演员身上还不很厉害，男演员特别明显。如此感受的人大概不止我一个，读者诸君倘若不信，不妨赶快翻开Classic杂志一览就明白了。回想一下，不管哪个演员的肖像都是一副“笑脸”，但立即就变成了“露着牙齿的脸”，实在妙不可言。

愈是文明发达的人种，愈重视牙齿护理。据说齿列美不美，可以推测出一个种族文明的程度。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牙科学最先进的美国就是世界第一的文明之国。那些拿腔作势堆出一副笑脸的演员们，或许是在有意夸耀：“瞧，我是如此文明的人啊！”而像我这样天生牙齿参差不齐，并且从未想过矫治的人，正如已故大山元帅那一脸麻子一样，被当作未开化人的标本也是没法子的事。说起来，近年即便是日本人中像我这样的人也成了特例，稍微时尚一点的城市，无论走到哪里，那些受过美国式调教的牙科诊所都生意隆盛，其中有人不惜甘冒脑贫血的风险，拔掉或打磨足堪使用的天成牙齿，施行人工修饰。或许由于这个原因，近来都市人的牙齿越来越美观，过去那种参差不齐的牙齿、龅牙、蛀牙明显少多了，且不论男女，讲究做派和仪容的人，哪怕买管牙膏也必定要用“科里诺斯”或“白速得”等美国的舶来货，更仔细的人甚至早晚刷两次牙。因此，日本人的牙齿一天天变得雪白如珍珠，渐渐接近美国人，也渐渐变成文明人了。只要其目的是给人以快感，那也无可非议。

不过，原本日本对于龅牙、黑黑的罅牙等，反倒认为其不完美中自然有一分可爱，而整整齐齐长着一口白生生牙齿的人，则给人一种刻薄、奸黠、残忍的印象，所以，东京、京都、大阪等大都市的美人（哦不，男人也一样），大都牙齿既不好，又不整齐，尤其是京都的女性牙齿脏污已成定评。据我所知，反而九州一带边鄙乡野的人，许多都长着一口好看的牙齿（我并不是说九州人刻薄，请勿动气）。至于老人们，因烟油积垢，牙齿又黄又脏，呈现打磨过的象牙色，透过疏髯白须的漏隙暴露于外，同肤色十分协调，倒也别有一番老人风情，给人以不紧不慢、悠然自得之感。其中也有掉落一两颗的，但顺其自然，看着也并不显寒碜。如今，有着一口烟黄牙齿的老人，只有在乡间才能见到，中国和朝鲜则到处都是。老人的牙齿又白又齐，起码与东方人的容貌不甚般配。即便装假牙也要尽量接近自然，上了年纪偏要故作年轻，“人过四十妆更浓”，实在令人生厌。

读过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的人都知道，小说主人公不遗余力地抨击欧洲所谓“文明人的生活方式”。看看他们日常的食物、女性服装等，极富刺激性和纵容性，除了挑逗色欲再无其他目的，但另一方面又不嫌烦琐地讲究礼仪规矩，实在虚伪。——我现在手头没有此书，记忆不甚清晰，不过大体就是这个意思。读的时候我心里便在想，托尔斯泰到底是俄国人啊。

实际上，绅士们在晚宴席上穿着脚镣手铐般的礼服，面对充满诱惑的妇女装束，不能嗳气，不能打嗝，喝汤不能出声，坐上桌子就要受这种礼法的束缚，就算精美绝伦的食物杂陈于面前，还会有什么胃口？说到这个，中国人的宴会目的便是“吃”“喝”，因此可以不怎么讲究礼仪，即使口中发出很响的动静，即使弄脏了桌子、地面也都没关系，倘若是夏天在南方，主人甚至会先脱去上衣，腰以上全部裸露。日本在这一点上同中国也没有多大差别。

说到酒店里的餐厅，有人认为那里是家庭式的、豪华的，要比过于讲究个人私密的旧式旅馆更好。可是，那种地方看起来似乎是绅士淑女展示服装、满足虚荣心的场所，吃饭的意义则在其次。穿着浴衣，靠着托肘矮几，随意地摊开两腿，这种吃法才是最受胃袋欢迎的。

总而言之，西方人的所谓“文明设施”也好，“清洁”也好，“整齐”也好，难道不就是像美国人的牙齿一般的东西么？说起来，看到那白生生、没有半点污垢的齿列，我就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西式厕所里铺着瓷砖的地面。

现今令我们为之苦恼的双重生活的矛盾，并不在于衣、食、住的形态等细枝末节，而在于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即使我们强迫自己居住在没有半张榻榻米的房子里，从早到晚穿西服、吃西餐，终究还是无法坚持下去，到头来，仍会将火盆搬进西式房间，或盘腿坐在地毯上，因为不管怎么说，东方人与生俱来的“散漫”和“慵懒”在心底深深扎下了根。

首先一点，我们会对吃饭的时间极其规律化而感到痛苦。白天在办公室上班的人，在工作时间里不得不有规律，一回到家就不讲规律了，否则真的会无法静下心来放松休息，也不想喝酒吃东西了。因此许多在工作单位吃午饭的日本人，只是胡乱把一点简单的食物塞进嘴巴，权当是一顿饭了。然而，住在神户、横滨的西方人不是这样，家在附近的人，即使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也一定要按时回家，坐在餐厅里笃定悠悠地吃饭、喝酒，然后按时回到办公室。我真想说，这样急匆匆有什么意思？可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规矩钩绳的生活了。其次，从西餐的制作本身来讲，如果你不按时按分坐上餐桌，厨师做起来也有困难。因此，日本人每当听到厨师不厌其烦地叮问“几点用餐”，心里就生气。而假使误了钟点，不管饭菜多糟糕，厨师绝不负责任。

闻一而知十。餐盘和碗筷等，差不多洗一洗就可以了，然而西餐的食材往往油腻多，加上银器、瓷器、玻璃制品又多，时刻得倍花精力，将它们擦拭得锃光发亮。虽然受着这么烦琐的束缚，但我们却仍难以下决心打破这种双重生活。

英国的老人早饭吃一大块油腻腻的牛排，然后拼命活动，振奋精神，蓄养体力。这无疑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但是在懒人眼里看来，吃了那么多刺激性食物，还得不由分说地运动才能完全消化，可见运动也是一种苦役。有这点时间，不如安安静静读书或许更有裨益。何况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刺激性的食物更能煽动性欲，使人躁动不安，结果造成精力浪费。如此说来，这与节食而怠惰孰好孰坏真令人弄不明白了。

过去——也就是我祖母那个时代往前，大户人家的女眷们一年到头待在不见天日的昏暗屋子里，很少外出；京都、大阪一带的旧式家庭，据说五天才洗一次澡；被称作“隐士”的人，更是整天坐在蒲团上一动也不动。现在想想，那副样子他们怎么生活，实在是不可思议。至于他们吃的东西，真是少得可怜，且寡淡无味，就像捣碎喂鸟的饲料——白粥、梅干、梅子酱、鱼松、煮豆、佃煮[22]，我至今还能忆起祖母饭桌上的这些东西。她们有着与她们个体相适的保守的养生法，而大多数情况下比起经常运动的男子更长寿。

俗话说“贪睡有害”，与此同时，减少食物的分量和种类，这样患传染病的风险概率也会减少。有人认为与其浪费时间和精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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