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女性写作,去掉女字,找回女字

提到女性学者，你会想起谁？这份名单一定不长，这是因为——女性，从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

无论是高校教席，还是学术成果发表，越往象牙塔的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

事实上，当一个女性决定从事学术事业，她所面临的限制无处不在：

“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类……”“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总归要嫁人的……”

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如此类的声音试图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门。而当她们进入高校系统，生育、家务劳动等“天职”，则将她们挤出更多的机会之外……然而，即便不断遭遇贬抑与打压，我们依旧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学术志业，汇流进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更多女性学者被看见。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有些是大众所熟知的，更多的则还在聚光灯之外。她们的经历很相似，也很不同。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学者”之前加上“女性”二字。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四篇。受访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

撰文+采写

青青子

年3月，一份名为“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报告横空出世。这项调查自年8月启动，发起者张莉先后对67位新锐女作家及60位新锐男作家分别进行了“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调查”及“我们时代文学的性别观调查”。

这项调查被认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它让我们得以窥见不同年代的作家如何理解自身的性别身份，又如何看待性别与创作的关系。其中还有不少“冒犯性”的问题——如何看待《水浒传》里的“厌女症”；是否会在创作中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等。在一串不断更新的名单中，既有响亮的文坛前辈，例如铁凝、韩少功、苏童、迟子建、虹影等，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例如李静睿、淡豹、双雪涛等。

今天回过头来看，张莉一方面感佩于作家们的坦诚，同时她也强调，我们需要对性别观调查的分析保持审慎。这是因为，性别观并不是衡量作家和作品的唯一尺度，更重要的是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

“我们时代的性别观”交流会，从左到右依次为罗皓菱、鲁敏、张莉、贺桂梅、杨庆祥。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学生昵称其为“莉老师”。在这项让她“出圈”的调查之前，她已出走“老本行”近十年。年，张莉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王富仁。

或许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张莉的研究一直强调在场性。“在场”，讲的既是要有情感与肉身的体验与思考，形成具有主体性的学术风格，而不是言必称某某。同时，这种在场性也要求研究者与现实发生互动，不是关起门来，把自己埋进去。年，张莉发表博士论文《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张莉著，南开大学出版社，年5月。

这篇论文也成为张莉的治学起点。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张莉反思了当时作为“显学”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试图回到中国的语境里，去理解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问题。在序言中，导师王富仁这样写道：“它较之那些用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直接阐释和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女性文学研究，更多地离开了本质主义的考察，而进入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自身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性描述之中来。”

博士毕业后，张莉转向当代文学经典研究和当代文学现场批评。这似乎是当时许多女性学者的共同选择。做学问到了一定阶段，她们纷纷选择“出走”，摘掉身上带有“女性”意味的部分，既是时势使然，也说明了一件极为朴素的道理，没有哪个人愿意一直被禁锢在别人给的性别身份标签之中。哪怕到了今天，许多学者或作家仍然对“女性”这一身份前缀保持警惕。这几乎成为女性想要做成大事的自觉前提。在性别观调查的问卷回答中，我们也能看到明确的线索：

“之前，一方面自然地接受女性身份，另一方面也认为无论社会还是自己，都可以也应该忽略自己的女性身份，自己不是由性别定义的。那时读社会学，曾有教授建议我做性别社会学研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议题“太小了，太女了”，自己希望做关于经济观念、政治变革的“大问题”。我当时会觉得，如果做性别研究，岂不是占自己性别身份的便宜？岂不是被钉在女性这个小阵营里出不来了？就非常希望能忽略性别，以为自己可以做无性的人、无性的研究。”——淡豹

访谈中，张莉谈及近年来铺天盖地的性别话题热。她提到，在文学领域，许多作家到了一定年龄，才开始不再拒绝女性身份。她们出走，是因为女性的身份带给她们伤害与蔑视，她们回来，又往往是因为重新发现了女性或者说是性别的意涵。如果上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的尴尬是因其夹缠于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等暧昧话语中，近年来更为主动的性别意识发生，无疑让人们感受到某种确实的变化，重提女性写作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里，张莉更像是一位记录者与行动者。她记录这个时代的文学轨迹，也试图从文学中捡拾与淘洗女性的生存样态。如果文学在过去曾是讨论性别问题的试验场，在今天，它是否还能保有如此功能？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当描述时代的语言变得匮乏与同质，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张莉的专访。

新京报：我们可以从你的治学起点开始聊起。《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你的第一部学术作品，也是你的博士论文。你在书中梳理了现代女作家的创作发生史。今天回看这部作品，有哪些感受？

张莉：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读到孟悦、戴锦华老师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这本书是我的启蒙读物。我最初的研究其实就是在这本书的引领下完成的。阅读过程中会想，这些女作家怎么就突然“浮出历史地表”了，之前她们在哪里，是什么使她们突然出现了？这是我的好奇心，慢慢就变成了我的研究兴趣。当然后来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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