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车舆造型,看看其蕴含的礼制文化,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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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拥有悠久的器物制造历史，其中，古代车的设计理念甚至遥遥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

随着制造车马的技术发展，车马的各种性能一直在提升，衍生出各种功能的车，覆盖了平民的日常生活到王公贵族的礼乐制度，车舆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春秋时期车舆的造型功能设计

春秋战国以后，车已经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一种象征物，部分车还在礼乐制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车的用途开始更加多样化和专用化。

春秋战国时期车马是统治者和贵族的身份、地位以及财富的象征，车马坑中的车阵象征着墓主人生前的地位。

兵车中规制最高的是革路，古代帝王所乘兵车，覆之以革，无他饰，用于作战或巡视诸侯国土或四境。

“轼，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车轼的出现可能是为礼制服务，早些时车栏的前部车就称为“轼”，逐渐有了单独的轼出现，装在离前围栏有一定距离的上方作为一条横轵出现，在商代青铜器铭文“车”中也有体现。轼适用于古人行礼，乘车人站立起来扶着用来向前看和停车倾身行礼。

车辕是车马上重要的部件，发挥着杠杆作用，车辕联系车舆与动力源，车辕也就是车辀。车辕是整车动力系统得传动部分，早起车辕都是直辕，后发展成为曲辕。

春秋战国时期的车舆主要以独辀车为主，古车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人力或者牲畜。控制牲畜的部分就是轭，但轭一般只有一组两个，因此只主要控制中间两匹马。

安全设计主要体现在车舆的围栏和轮轴设计方面。车舆的围栏，在车马不断发展和改进制造的过程中，车舆的围栏高度越来越高，还出现了车轼和车倚，在商代的车上还鲜有车轼的出现。

西周古车，四驾马车的数量明显增多，车身的结构也不仅限于必要结构，整体结构仍然沿袭了商代古车的造型结构。

细节上，车辀开始向上发生卷曲，曲衡盛行。车箱以横向长方形为主，车箱前角出现倒圆角设计，有的车箱还设计成梯形。较前朝出现了另外装配的车轼，车的平均高度也有所提升，使立乘更加的安全舒适，在考虑安全性上较周代更进一步。

春秋战国时期独辀车的设计发展到了顶峰。这一时期车战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所以战车数量迎来激增。由于需求量大，春秋时期车舆设计有较大的进步，一方面功能性更强，同时相较于西周，纯装饰元素减少，以形式与功能相结合为主。

二、春秋时期车舆的礼制文化与设计

礼乐制度一直是中国古代用来维持封建社会的一种手段，通过礼制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也是中国能维持多年封建社会的原因之一。

礼是权贵社会的产物，是权贵控制社会的道具，它通过风俗习惯、政令和道德伦理来束缚人们。

礼文化占据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凡有礼仪就意味着差异的存在，从视觉上加以区别是体现差异的首要手段，因此礼制文化有其腐朽的一面，但礼制和阶级差距是中国古代工艺创作的主要对象，有设计的器物至始至终都属于权贵阶层。

车，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出行的重要工具，具有很强的礼制特点，至今车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车舆具有丰富的礼文化特点，中国车舆在礼文化方面独树一帜。

车文化有成文的规定，也有不成文约定俗成的规矩，从视觉的角度出发，体现车礼的方面，包括装饰用车马器、纹饰色彩、空间大小、形制规模大小。

礼制上的贵贱之别体现在车的形制和装饰物上。玉路，用玉装饰车上各个部位的末端，马的脖颈或者面部装饰有当卢。

马颈部还要装饰繁缨，繁缨饰五彩。金路是用金装饰，有金钩等物品，也有繁缨，但繁缨的五彩程度比玉路次之。

象路，通过象牙装饰各部位末端，象路没有钩，繁缨的美观程度比金路更低一个档次。

革路，作战用，主要以髹漆和兽皮覆盖装饰，也有繁缨，更简略。木路，仅上漆不进行任何皮革装饰，繁缨也是素色为主。

“王之五路”的描写中出现了一些比较高级的饰品，当卢、繁缨、还有诸路饰末，装饰车部件的两端。

当卢的形状变化反映了古人对当卢的设计观念，造物以适物。长条形的当卢更符合马面的特征，更美观也更能炫耀国力。

车舆上漆不仅有美观的作用，更重要的作用是能够延长车舆的使用寿命，漆面能够保护木材免受侵蚀。

以熊家冢出土车舆为例，颜色髹漆红色为尊、黑色次之，黑色深沉含蓄，颜色典雅；红色更加华贵，和黑色搭配和谐不过与艳丽。

车舆的车盖颜色也有明确的等级区分，在《后汉书·舆服志》中有记载按照俸禄进行分级。

两百石的官员只能用白布做车盖；三百石能够使用黑色做车盖，千石以上能够用高级的材质和使用双层车盖。这是后来的“车服制度”，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运转贡献了力量，颜色虽然只是其到象征作用，但作用不可忽视。

空间与方位本没有差异，但在中国古代对方向和所处的位置都进行了礼制思想的规定。

“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涵盖了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日常生活、文化艺术到军事政治，礼的作用就是“明贵贱，辨等列”，其实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准则。

过去造车和制器都需要遵从礼仪制度，礼通过器物来体现，反制器物又是礼仪的载体。

古时的礼本质上就是儒家“仁爱”以礼治国的方针，但中国古代的社会背景，礼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现在人们倡导人人平等，但“礼”在塑造仪式感，鼓舞人心方面仍然是非常有效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乃至文明，人口众多。要协调好众人，就需要有礼，礼在我们的时代是道德，是规矩，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没有必要因为过去的社会背景而曲解“礼”的本意，在设计中将礼运用到产品上，便能塑造出高级感。器以藏礼也是器以载道。

三、春秋时期车舆设计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车舆设计相较于商周时期更求精求简，去除了一些纯装饰性的构件，减轻了车的重量。这时期的车舆结构，基本只有必要的功能构件。用最简单的结构去满足功能，突显实用价值。

春秋时期车舆的围栏和扶手，都增加了乘坐的舒适性，也考虑到了乘车人的安全性，舆底的编织方式也是坐乘更为舒适。春秋时期车舆的围栏也流行使用编制藤蔓作为围栏，这种围栏就满足简以致用的设计思想。

简以致用，在传统的车舆制作过程中，功能性的元素极大地限制了车舆的造型，但古人仍然能够在功能满足的前提下追求形式美。

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不是纯粹的追求人类的利益，中国古人对自然天地万象的态度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以人为本的思想下并不违背自然，而是尊重顺应自然，合自然的取向。

而不能够为了人的利益去迫害其他自然的物象，强调双赢的重要性。中国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现在是处理人与自然协调的时刻了。

中庸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中华民族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是中庸和合。中庸和合强调调和，在两者之间寻求最恰当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中庸。

中庸是寻求最佳解，而不是模棱两可，高不成低不就，为了权衡利弊而成为墙头草。在车舆设计上的表现主要为平衡的形式美法则。

春秋时期的车舆设计尚中，整体中轴对称，每一个部件设计也以中轴对称为主，体现了以中为尊的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车舆设计有着非常鲜明的本土设计特征，车舆作为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政治、经济、军事和民生密切相关。

车舆的制造能够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社会风貌、文化思想和经济政治背景，同时，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也塑造出了独特的设计风俗。

车舆作为当时的造物，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是当时文化和思想的载体。反映了春秋时期古人对设计的认知、对器物的形式设计和设计中所传达的设计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