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的往事

索尔仁尼琴也在劳改营里“写”诗，他先用脑子构思出诗句，然后借助收集到的火柴棒背诵下来，就像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斯卡梅尔所描述的那样：他总是在烟盒旁边摆上两排火柴棒，每一排十根，一排代表十，另一排代表一。然后开始默诵诗句，每默诵一行诗句拿走一根“一”，每十行拿走一根“十”。每到第五十和第一百行都要特别用心背熟了，而且每个月要把整首诗歌从头到尾背一遍。如果错漏或者遗忘了一行，他就会重复整个过程直到弄对为止。或许由于类似的原因，祷告也帮助了一些人。七十年代被发配到后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的一名浸礼会信徒的回忆录所记述的几乎全部都是他在何时何地进行祈祷以及他在各个劳改营里如何隐藏他的圣经。许多回忆录作者提到了宗教节日的重要性。复活节可以—像某一年在索洛韦茨基中转监狱那样—在劳改营的面包房里秘密庆祝，也可以在押解列车上公开庆祝：“车厢震动了，歌声嘈杂而且刺耳，每次一停车，看守都会使劲敲打车厢的板壁。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唱个不停。”圣诞节可以在营房里庆祝。

俄罗斯囚犯尤里·佐林回忆说，他所在劳改营里的立陶宛囚犯组织了非常热闹的圣诞节庆祝活动，那是他们提前一年开始准备的一场盛宴，让他感到大为惊奇：“你能想象吗，在劳改营的营房里，一张桌子上摆满了东西，伏特加，火腿，应有尽有。”他认为，他们是把伏特加藏在鞋里“一点一点”带进来的。本人是一名无神论者的列夫·科佩列夫参加过一次秘密举行的复活节仪式：床铺都被靠在墙边。空气里飘着焚香的香气。祭坛是一张铺着毯子的小桌。几支自制蜡烛的烛光投射在一幅圣像上。司祭身穿用床单做成的祭服，举着一个铁十字架。烛光在黑暗中摇曳闪动。我们几乎看不清屋里其他人的脸，但我确实感觉到，此时我们并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司祭用老年人颤抖的声音唱起了赞美诗。几个拿着白手帕的女囚犯轻柔地随声合唱，她们的歌声热情而纯净。人们跟着唱了起来，为了不让外面听到，声音很轻很轻。卡齐米日·扎罗德在一个劳改营里与波兰难友一起度过了一九四○年的圣诞节前夜，当天晚上，一位神父悄悄地游走于劳改营为各个营房的囚犯做弥撒：没有圣经或祈祷书的帮助，他开始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用熟悉的拉丁语布道，回答也像叹息一般轻声细语—“kyrieeleison,christeeleison—主啊，怜悯我们。基督，怜悯我们。上帝的最高荣耀……”布道打动了我们，通常粗野的营房气氛发生了难以察觉的变化，当人们用心去听神父那几乎听不见的低语时，转向他的一张张面孔显得温和而放松。“平安无事，”声音来自坐在窗口放哨的那名囚犯。

更为普遍的是，参与某些较大的学术或艺术项目使许多受过教育的囚犯在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活了下来—因为那些具有天赋或者才能的人往往可以发现其天赋或者才能的实际用途。例如，在一个最基本的物品经常出现严重短缺的社会里，能够提供他人所需要的东西的人总是供不应求的。因此，基里尔·戈利岑大公在布特尔卡监狱坐牢时学会了用鱼刺制作缝衣针。因此，在当上医士之前，亚历山大·多尔冈到处寻找“赚一点卢布或几克面包”的生财之道：我发现电弧焊机所用的电缆中的铝销路很好。我想，如果我能学会将其熔化，也许可以浇铸汤匙。我拐弯抹角地与几名看上去熟悉他们所干的金属活儿的囚犯谈了谈，听到一些想法但没有泄露我的想法。我还发现几个理想的隐藏东西的地方，白天你可以在那些地方待一段时间而不会被撵去干活儿，另外有些地方你可以隐藏工具或者一点碎铝线。

我做了两个浇铸用的浅盒子，偷了一些碎铝线，从火炉厂弄来薄钢板制成了一个简单的坩埚，四处搜罗来了加热坩埚用的优质木炭和柴油，为开工准备就绪。很快，多尔冈写道，他“几乎每天可以做出两把汤匙”。他用这些汤匙与别的囚犯换了一个长颈水瓶，用来装食用油。这样他就有蘸着面包吃的东西了。囚犯彼此交换的制成品并不一定全都具有实用价值。经常有人求助于艺术家安娜·安德烈耶娃—而且不仅仅是囚犯。劳改营当局曾经要求她为一个葬礼装饰墓碑，要求她修理损坏的陶器和玩具，还要求她制作玩具：“我们为那些官员做了他们需要或者要求的所有东西。”另一名囚犯用猛犸象牙为其他囚犯雕刻小型“纪念品”：手镯，“北方”主题的小雕像，戒指，纪念章，纽扣。偶尔他会为向其他囚犯收钱感到内疚：“但是那又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为自己着想的自由……干活儿收钱并不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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