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杜钢建这是

对于中华文化，我们的自我认知往往都是五千年的文明史，尤其是以此出版的《中华上下五千年》一度成为当初的畅销书籍。而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是唯一是个文明没有断代，至今仍在延续的国家，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幸事。

很多人常常说，相较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来说，中国文化起源较晚，甚至于到了今天依旧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夏朝的存在，因此世界上乃至国内也有不少人对中华文明存有质疑，但随着越来越多考古发掘的出现，这些质疑只能是妄谈，毕竟地下文物是过去那个时代里最直接的证明。

但关于五千年的文明史，很多人其实一直都有怀疑，因为怎样算好像都没有那么久。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曾说过如果按照“二里头文化”算起，那么多了今天也只有多年的历史。而这样的观点出来之后，也曾经引起了广泛地讨论，一些人认为易中天此言颇有道理，毕竟真实的数据在那里；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只是易中天的片面观点，没有什么可信度，甚至于在质疑中华文明。

此前，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世界新文明史观的开拓者杜钢建教授指出，中华文明起码在万年以上，“易中天称中华文明史只有年，这是给中华民族的祖先抹黑，遗害匪浅”。可以说这是在公开场合对易中天教授的年之说进行了质疑。那么，中华文明是怎样从年变成了年呢？

何谓文明？

文明，是历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了以下要素：家族观念、工具、语言、文字、信仰、宗教观念、法律、城邦和国家等等。

像我们提起古埃及常常会想起“金字塔”，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古印度的佛陀史等等，它们都有直接史料能够证明它们的存在，而且在今天这样古建筑也不断被发现和挖掘，让我们对过去的那个时代有所了解。而文明最重要的就是有了文字，至今也发现了它们文字的存留，而且也不断在对其进行解读，这也是人们对它们都表示认可的重要原因。

而提到中华文明，虽然我们常说上下五千年，而且也有夏商周三代之说，但到目前为止，也只是发现了商周时期的文明存留，对于夏朝文化，很多程度上都是推测，之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这一问题，仍然是没有解决，夏朝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好像并没有那么的突出。而易中天的“中华文明年”的观点是怎样产生的呢？

易中天认为如果从“二里头文化”说起,那就只可能存有年的历史文明。据专家考证，”二里头文化“大约是在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之间，易中天应该是根据最晚的时间来推断，所以才有了年之谈。

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这也是研究当时文明的重要凭据，但是并没有直接史料证据能够证明这就是夏朝的存留。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但无可置疑的是，当时已经有了文明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而易中天也是看了它的突出之地，因为这样的规模完全符合文明的标准。因为这和我们所说的原始社会存有很大的区别，相较于原本的部落性，城市的兴起以及各种文明物品的发展，证明了其可靠性。

年还是年？

说起二里头，许宏教授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多年。而其中一件距今至少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文化确实在我国目前发掘的遗址之中，应该是极为突出的。相较于原始社会来说，它有着很高的完成度。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极高的完成度，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文明积淀的结果，那么在之前，是不是还会有一个较为原始的文明阶段，毕竟文明本身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如果一跃而成，这根本不符合历史规律，就像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而这个过程，可能有几十年，也可能有几百年，但是这一切都只是推测，还未有直接的史料发现。

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个文化可能只是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不是人类文明的起点。

甚至于还有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商朝发展之前的积累，并非是夏王朝的来源，此说确实有点激进。有人认为可能是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城市建设规模相对较小，所以对于今天的发掘来说才会无比艰难，甚至于难以发现，对于过去的历史很难把握。这一切都和夏朝的存在密切相关。

有学者认为：“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当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确实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不可妄谈，没有史料便没有发言权，地下的文物能够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毕竟二里头文化和商朝文明间隔只有百年之久，很难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按照学者们给出的最早年限判断，文明之说应为年，但这距离我们常说的五千年还是相隔甚远，实在难以界定。

而关于夏朝是否存在，学者们一直存有争议。虽然说此前有夏朝国君太康失国之说，但也只是后世史料的记载，是否是真实存在，一切还需要等待更多史料以及文明遗址的出现。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毕竟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很多文明可能都已经消亡，甚至于难以发现。

历史是否存有打折？

据正史资料介绍，公元前年，禹建立夏王朝。而相传，禹将都城建在阳城，即今河南登封。而杜钢建教授则认为：夏禹开启夏朝的第一国都在今天张家界的崇山一带，3年后，禹王才将夏都迁移到阳城。从城市的角度而言，早在大禹建立夏朝前，就已有城市的出现，典型的如常德城头山、张家界崇山城，而这正好回应了易中天提出的文明史的开端是“城市的出现”。

如果按照杜钢建的观点，那还真的可能有五千年之说的可能，但关键是要界定夏朝的存在和夏朝之前的文明状态，毕竟我们今天看到的史料，很多也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对于过去的历史，他们也只是一个推测的过程。而关于易中天的年之说，很多人觉着这其实更偏向于西方对于文明的界定标准，对于我们自身的文化来说，这有一种妄自菲薄，对于我们的历史可能是一种打折。不管怎么说，两家都有自己的理由。

而在西方世界里，目前尚未普遍认同夏王朝的存在。夏王朝的存在与否尚未有二里头发掘出的文字文物证实。而他们认同的只有商朝，因为如今已经有很多的考古遗址的发掘将过去那个丰富的王朝展现在了我们面前，甚至于还有文字的传承，这一切都是铁证，因而这也是让他们折服的原因。

但是对于夏朝来说，没有文字的证明就是一个很艰难的时期，虽然说在原始社会时期已经有了一些早期的符号，但并没有形成文字，夏朝是否存在，在商朝之前是否还有文字的出现，目前还都是处于一个十分模糊的状态。

古人常有记史的传统，目前在夏商周历史中，最早的史料记载应该是公元前年的“共和执政”，中国历史才真正进入“信史”的阶段，此前的诸多之谈其实都无直接史料证明。

《吕氏春秋.先识》记载：“夏朝末年，夏太史终古见夏桀不靠谱，携带图法奔商；商末年，内史见商纣不靠谱，就带着图法奔周。”因此，包括夏、商，甚至更古老的官修史书，都藏于周王室。公元前年，周王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发生内斗。晋国参与进来，驱逐了王子朝。公元前年，在王位竞争中失败的王子朝，携带典籍，前去投奔晋的竞争对手楚。运气不太好，当时，楚平王也刚刚去世，楚国也发生了王位之争。混乱中，典籍没有被清楚接收。前年，周王派来的人，将王子朝杀害。珍贵图籍，就此下落不明。至于这些典籍是否真的存有夏朝的文字，实在难以界定。

而在《吕氏春秋》之后，《史记》应该是一部影响十分巨大的史籍，且至今仍然有十分高的地位。虽然说司马迁本身就抱着秉笔直书的心态来写作，对于一些难以确定的事情，便没有诉说。但其文本之中，仍然存有不少难以考证的东西，如果仅仅从史籍来考证历史，实在是难以说服大众。

其实对于历史的认知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没有人能够一眼望尽历史，这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中华文明是否打折，我们不能妄谈，毕竟历史从来都不是和平发展的，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残忍的过程，商朝对于夏朝的文明是怎样的一个态度，我们不能断言，一切都还需要史料去论证。而至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考古遗址出现，让我们对于过去的历史能够慢慢有所了解。

结语

文明说到底还是人类活动的产生，在探索文明的进程时，最重要的是能够对于人类的活动有所了解，这也许是我们对于如何而来的一个思考，没有希望自己成为之源，而在探索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现我们祖先们精彩的文明历史。

但是对于历史，不可一味痴迷典籍，因为史料本身就夹杂着人的情感，如果仅仅从史料来判定历史文明，那对于过去的文明来说，其实是一种妄谈。

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我们不可妄自菲薄，需要发自内心的对我们的文明有所尊重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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