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象生死劫最爱历史

刚进入秋天,一群野象就闯入了广东东莞,开始践踏啃食庄稼。这样的情景在一千年前时常上演。

当地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捕杀为祸的野象。但这一次,农民们发现搞不定了,因为野象的数量超乎他们的想象。

地方官员赶紧求助朝廷。这一年是公元年,中原已是大宋的天下,而包括广东东莞一带在内的岭南地区,还在南汉国的统治之下。

南汉朝廷最终出动军队,才击灭了入侵田地、啃食庄稼的象群。尽管史书没有记载象群的数量,但从动用军队的非常规做法来看,野象的数量肯定是很庞大的。

▲大象。图源:摄图网

由于被捕杀的野象太多,尸骨皑皑,朝廷派使者在东莞建了一座“镇象塔”,超度大象的亡魂。

8年后,当大宋开国名将潘美率军攻打南汉时,他发现,南汉的迎战军队中装备了战象。潘美赶紧组织弓箭队,轮番射象,战象惊慌,掉头反奔。南汉大败,随后亡国。

然而,在中华大地五千年人象冲突与利用的关系中,这只是一支小小的插曲而已。

大象中原

在一次狩猎中,商王在太行山南侧,一次就捕获7只野象。这位王随后命人在甲骨上刻下文字,以记载这次辉煌的捕猎成绩。

那时候,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遍布着貘、犀牛、水鹿、亚洲象等各种如今仅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才出现的动物。但对于殷商的子民而言,这些巨兽都不是陌生的动物。

在历史记载中,殷人就以擅长驯服大象闻名。

甲骨文的“爲”(为)字,为会意字,以手牵象,役象以助劳,可引申为“服务”之意。这说明大象是殷人日常驯化、役使的动物。同时,历史学者发现,甲骨文屡有“获象”“来象”的记载,而在殷墟遗址发掘中,又出土了象骨架、象尊和象牙礼器等文物,这些无疑都证明了“殷人服象”的真实性。

▲“爲”字甲骨文。图源:字源网

殷人生活的核心区域,即今天的河南省,古称“豫州”。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豫,象之大者”。当代古文字学家徐中舒进一步指出,“凡地名之以象、鼻等为名者,疑皆象曾经栖息之地”。

种种迹象表明,豫州一地,即如今的河南地区,在距今三千多年前曾是大象的栖息和繁衍之地。再往上推,根据考古发掘成果,早在旧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一带已是犀牛、大象等野生动物的生养之地。

▲犀牛如今已在中国绝迹。图源:摄图网

野象分布的北界之所以能达到黄河中下游殷墟一带,与当时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根据竺可桢等气候学家的测算,距今-年前,黄河流域的年均温度较今约高2℃,冬季温度则高3℃-5℃,相当于如今长江流域的气温。由此可知,当年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较今日温暖、湿润。此外,那里还有着尚未被大肆砍伐的森林资源和较为充沛的水源。这些都为大象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一路向南

但当历史进入周朝以后,随着气候变冷,大象在中国开启了南迁的漫长旅程。

大约从公元前年开始,中国气候转入寒冷期。这一次的小冰期贯穿整个西周时期,前后延续多年。当时,敏锐的先人们已经发现,原来在河南等中原地带广泛存在的大象、犀牛等动物逐渐退出黄河流域,开始南迁。只是,他们尚不清楚气候变化对大象迁移的影响,而将这一现象赋予政治化的解释——“周公驱象”。

▲大象的背影。图源:摄图网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而《孟子·滕文公下》也说,周公辅佐周武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但事实上,像大象这类大型哺乳动物的南迁,仅仅依靠人力是很难做到的,其南迁的背景,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的到来。

恰好在寒冷期来临之际,周人频繁的农耕生活,正在一点点蚕食和破坏大象的栖息地——森林。《诗经·大雅·皇矣》,是一首赞颂周部族开国立业的史诗,保存了周人热衷清理山林的历史记录: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乃眷西顾,此维与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

这首诗的大意是,周族翦商事业奠基者古公亶父(太王)受命于天帝“获得”岐山之后,砍伐山林,清理杂树;灌木簇拥,就修齐剪平;杂草丛生,就剔除干净……天帝巡视后表示,很好,柞树棫树都已经砍干净了。

周人创业的历史,就是中国农耕经济的奠基史。他们勤恳耦耕的一片片土地,原本该是森林、灌木丛和草原等天然植被的领地。

▲中国的田野。图源:摄图网

除了出于解决温饱问题的毁林开荒,周人为建立王朝事业而兴建的宫殿、城墙和道路等,也都是通过砍伐森林而得到空间与材料。西周时期开始,人类的各种开发和建设活动,大大改变了中原一带的地形地貌、树木水源等生态环境。历史学者伊懋可认为,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敌视森林的情结,人们将清除森林视作创造文明世界的前提。

这场人与动物的栖息地争夺战,一触即发。

大象在寒冷气候降临与人类砍伐森林的双重夹攻下,唯有一路向南,退出黄河流域,迁徙到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猎杀和祥瑞

大象南迁到了长江流域,但终归难逃人类的猎杀。

在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战国时期已有野象的身影。西晋文学家左思写《蜀都赋》,四川盆地犹“孔翠群翔,犀象竞驰”,但王孙贵族与它们的交集却是“拔象齿,戾犀角”。

而长江中下游的楚国,春秋时期,楚人就开始役使大象作战:“鍼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左传·定公四年》)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气候较西周时期有所回暖,一些象群还尝试重新北上。

据《春秋》记载,公元前年、前年、前年等年份,鲁国冬天没有结冰。对比今日中国东部地区河流稳定冻结南界,当时河流结冰南界大概要比现在北移1个纬度。气候转暖为象群北上提供契机。它们偶尔会回到淮河以北生活。但北上的野象不可避免都遇到了同样的致命困境——被当地人捕获或猎杀。

早在殷商时代,先民就以捕杀的形式从大象身上获取珍贵之物。

▲象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可以获利的资源。图源:摄图网

在殷墟遗址的墓葬发掘中,出土了多种象牙制品,可见当时的王公贵族们有多么喜爱这种色泽白嫩的雕刻材料。而大象身上的皮肉,也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皮可为甲,或条截为杖,甚坚。”《本草纲目》中详细记载了采集、炮制象皮的全过程。还有张璐的《本经逢原》记载:“象油能去垢涤痰。”可知,象肉、象皮均被当成了“药材”。

不仅如此,就像文章开头所讲,人类驯化大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将大象当作“战争工具”。古籍中关于“象战”的记载,并不罕见。

《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王莽和刘秀在昆阳大战时,王莽曾“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三国典略》也记载了南北朝时期的一场战役,公元年,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杨忠奉命担任进攻南梁都城江陵的前军,梁军用刀绑在大象的鼻子上赶着在前面迎战。杨忠下令用箭射象,两只大象回身而走。魏军大败梁军,最终攻陷江陵。

气候的变化,生态的恶化,以及人类的猎杀,使得大象在中国境内一次次向南退却。到了北宋初年,黄河流域一带若出现大象,已经是轰动全国的“祥瑞”了。

▲南京明孝陵神道上的石象。图源:摄图网

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期间,有大象来到了京城(今开封)门外。结果,群臣兴奋不已,纷纷上表向皇帝祝贺,玩起了谐音梗,“以为国家当抚有四海之兆”——太平有象啊。这样的祥瑞,还不止一次。

不过,据历史学家推测,这些庞然的“不速之客”,其实是南方的吴越国或交州(今属越南)进献的。官方却把人为的运输过程省略掉,渲染成大象自己来到了帝都,从而美化皇帝的政绩。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大象在北方确实已经绝迹了。

人象冲突白热化

当北宋帝都的君臣将大象的出现当作祥瑞的时候,在岭南地区,人象相搏却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岭南地区,自古气候湿热,森林广布,到宋代仍然“山林翳密”,对大象、犀牛等野生动物而言,素来是个好地方。历史地理学家文焕然指出,公元年前后,秦岭、淮河以南一带的野象趋于灭绝,此时,以福建漳州、广东潮州和雷州等地为代表的闽南、岭南地区是野象生存的北界。

岭南地区野象多,人象冲突自然就很激烈。

此时,大象持续冲入农田,破坏农民的庄稼。《宋史》记载:“乾道七年(年),潮州野象数百食稼,农设阱田间,象不得食,率其群围行道车马,敛谷食之,乃去。”这些庞然大物竟然与潮州当地农民“斗智斗勇”,在农民设计了机关导致它们吃不成庄稼后,它们愤怒地进行了“团伙抢劫”,让民众心生恐惧。

▲大象进食。图源:摄图网

南宋大儒朱熹担任漳州知府时,象群蹂躏庄稼,搞得人心惶惶。为此,他专门设立奖金,用于鼓励当地人捕杀野象,“如有人户杀得象者前来请赏,即时支给”。

在憎恶大象破坏力和觊觎大象价值的合力驱使下,闽粤两地人民掀起了疯狂捕杀野象的浪潮。什么都敢吃的广东人又走在了前面,他们设陷阱、弓矢击毙野象后,取象齿、象蹄,同时割下象鼻,烧烤成一道美味,叫“象鼻炙”,据说口感肥脆,“滋味类小猪”,在当地很受欢迎。

大约在宋元之际,大象在福建地区和岭南东部消失了。

以雷州、廉州和钦州等地为代表的岭南西部则成为了岭南野象最后的栖息地,直到明清小冰期的到来,让它们彻底退缩至云南一隅。

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明清小冰期导致气候转冷。年、年、年等年份的冬天,岭南地区都出现过特大寒天气。比如光绪十八年(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广西玉林陆川县“大雪,平地若敷棉花,檐瓦如挂玻璃;空气刺骨,牛羊冻死无数,为空前未有之奇”。如此情况下,对温度十分敏感的野象渐渐退出了岭南地区。

最后的地盘

现如今,中国野象只生存在滇西南地区,西双版纳是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

云南产象,历史悠久。据《史记》记载:“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掠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曰滇越。”这“乘象国”就是如今的云南腾冲以南一带,旧时当地人以野象为乘骑,故得名。

从古至今,云南都是全国气温、湿度较高的地区之一,树林丰富,水流充足,拥有适合大象生存的天然环境。同时,因为地处南边,历朝历代的开发均未深入涉足此地。比起黄河、长江、岭南等地区,云南的人烟并不密集,对原始生态的破坏速度较缓。

大象在这里,没有那么“狼狈”。

▲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图源:摄图网

云南人用象,比其他地区更为熟练和完备。在高超的驯服技术下,人与象之间似乎出现了难得的和谐。明朝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滇人畜象,如中夏畜牛、马然,骑以出入,装载粮物,而性尤驯。又有作架于背上,两人对坐宴饮者。遇坊额必膝行而过,上山则跪前足,下山则跪后足,稳不可言。有为贼所动者,窘急,语象以故,象即卷大树于鼻端,迎战而出,贼皆一时奔溃也。”可以看出,大象真是云南人的“好朋友”。

自19世纪起,大象在中国的栖居退却到云南的山林以后,它们便很少再离开这片土地。

但随后,伴随环境的破坏,云南的野象数目也不断减少。到20世纪70年代,野象已退至边境地区。

直到今年,15头大象的“叛逆北迁”,才让我们对中国的野象有了新的认知。据悉,中国亚洲象种群数量已经由20世纪90年代的多增长至如今的多头。相比亚洲象生存的其他地区,中国野生亚洲象数量不降反升,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在保护野生亚洲象上苦下功夫的结果。

▲北迁象群在睡觉。图源:网络,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

数千年来,作为人与自然博弈的一个缩影,人象冲突始终无法找到合理的调解模式,以至于动物与森林灭绝的挽歌时常在历史的天空中回绕。而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和自觉,我们也更有能力和责任去打破人与自然零和游戏的魔咒。

敬畏自然,我们才不会被自然反噬。

从五千年前的中原大地回望,云南野象在这一年的奇幻旅程,或许正是一个变好的隐喻。

参考文献:

[英]伊懋可著,梅雪琴等译:《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年

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年

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修订版),上海教育出版社,年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年第1期

查茂盈:《中国象文化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

李冀:《先秦动物地理问题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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