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象牙朝笏是一个明代清官的旧物广州日

《步辇图》中使者持笏觐见唐太宗陈绍儒的朝笏手持朝笏的宋名臣崔与之像广州博物馆藏看古装剧时，大家常常会注意到上朝地点的大臣们手里端着一块“板子”，瘦长，尖顶。这块板就是笏板。这个东西在哪能看到实物呢？广州博物馆中就有一件。广博的这件象牙朝笏，是明代南京工部尚书陈绍儒的旧物。关于他，让我们听听副研究馆员陈鸿钧怎么说。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先有干才曾祖后有岭南三忠首先来看看文物信息：象牙朝笏，长53厘米，宽6-7.5厘米、厚0.4-0.6厘米，长条式弧形象牙板，上窄而薄，下渐宽厚，光泽圆润，左下侧内刻楷书“南京工部尚书臣陈绍儒”10字。字迹清晰。它是年南海沙贝村农会捐赠给广州博物馆的。陈鸿钧介绍，陈绍儒是岭南名士，清初岭南三忠之一陈子壮的曾祖父，家居南海县黄歧堡泌冲沙凤村（今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沙贝）。不过他在作为官方正史的《明史》中无传，在《张居正传》中有提及，说他因为反对张居正新政而遭排兑。《陈氏宗谱》（光绪十四年版）对他倒是有比较详细的记录：“陈绍儒，南海黄歧堡沙冲沙凤村人。明嘉靖十七年（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湖广按察司副使……补四川参政，转四川按察使，升广西右布政使，补云南左布政使、顺天府尹，调太常寺卿，累官南京工部尚书。绍儒明习财计，任内督理钱粮，能诘发混窃奸宄，革除仓库积弊，议复漕运例限，节省京边冗费20余万两。在湖广副使任内，修筑老龙诸堤以防水患，捐俸赈济饥民，存活万余人，襄樊人因而立碑纪其事。退归后，淡泊自守，深究经理，文尚史汉，诗宗少陵，著有《大司空遗稿》10卷。”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得知，陈绍儒是个理财高手，而且对于整治贪官污吏毫不留情，同时还是个爱护百姓的好官，曾经把自己的俸禄捐出来赈济饥民，救活了不少人。他也是杜甫的粉丝，写文章的风格类似《史记》《汉书》。陈鸿钧指出，《陈氏族谱》还说陈绍儒是汉末江南名士、豫章太守陈蕃之嫡裔。王勃《滕王阁序》有“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之名句，说是陈蕃清高，一般人物皆不入眼，只对隐士、学者徐孺特别青睐。陈蕃特地打制了一张木榻，平时一直悬挂在墙上，只有徐孺来访才放下来，两人在榻上品酒畅谈，纵论天下。所以南昌徐家坊的古地名也叫悬榻里。事隔多年后，陈绍儒出任南昌知府，到任后即拜访了北沥徐村的徐氏族人，冀续陈、徐相好之往事。不同级别的官员用不同的笏笏板的学名是朝笏，又叫手板、朝板，是朝见帝王的必见之物。陈鸿钧介绍，笏出现的年代应早于春秋时期，估计在商周时期已有使用，后续至各朝代，明末清初逐渐废除。《礼记·玉藻》有数处记载“笏”，比如：“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笏，毕用也，因饰焉。”“史进象笏，书思对命。郑玄注：书之于笏，为失忘也。”这说明笏本来是官员拿在手里当记录本用的，怕把君臣之间议事所说的重要事情忘了，后来渐渐演变出礼仪和装饰的功能。陈鸿钧介绍，唐武德四年（年）以后，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能执象笏，六品以下官员执竹、木笏，形状也有规定：三品以上的笏，前拙后直；五品以上，前拙后屈，后又改为上圆下方。明代规定五品官员执象笏，六品以下执木笏。陈绍儒作为南京工部尚书，属于二品官员，拿象牙笏是合乎礼制的。那工部尚书前面为什么要加“南京”二字呢？陈鸿钧解释：“永乐帝朱棣（-年）迁都前，曾置行在六部，设尚书。迁都后官署北移不称行在，原南京官署加‘南京’二字，亦置尚书一人，秩同北京。”也就是说“南京工部尚书”的级别，其实和在当时国都北京的“工部尚书”是一样的。陈绍儒来过镇海楼，曾赋《夜宿五层楼》七律二首。陈鸿钧说，生前登楼赋豪诗，死后朝笏镇雄楼，亦算作一则趣闻奇缘。关于笏，陈鸿钧还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古代的官服没有袋，于是便将笏直接插在腰带上，叫“搢笏”。唐玄宗时，张九龄为相，因年老体迈，搢笏于腰带后，跨上马很困难，便找人裁制了一个放板笏的布袋，称“笏囊”，让随从拿着，跟着他上朝。要说这位出身岭南的名相“带货”能力还是很强的。很快“笏囊”就在长安流行起来，而且“百僚则各有笏囊，亲吏执之”。有没有贴身随从帮着拿笏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员的身份和职位的高低。这大概跟古代读书人上京赶考，总免不了要带个书童一样。满床笏崔义玄与郭子仪的误会由于当时官员所持笏板与级别、服色相配，所以唐、宋时期规定在几乎所有重要场合都要拿笏板，以便于礼官安排相应的位次，也便于相互辨认。因此衍生出“满床笏”这个典故。现在说起“满床笏”，多指一个民间传说，说的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六十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笏板，拜寿时把笏板放满床头(一说放满象牙床)。后来这个主题被画成画，编成戏剧，写入小说，广泛流传。至明清两代，《满床笏》成了从官场到民间看戏时的重头。这一典故遂被用来借喻家门福禄昌盛、富贵寿考。旧时中国民间有钱人家，要把郭子仪的画像悬挂中堂，称作“天官图”，以祈全福全寿。实际上“满床笏”的最初源流，出自《旧唐书·崔义玄传》：“开元中，神庆子琳等，皆至大官，每岁时家宴，组佩辉映，以一榻置笏，重叠于其上”。崔义玄是今山东武城人，出身著名的望族清河崔氏。隋朝大业末年投奔李密起义军，未受重用，之后说服黄君汉一起归唐，授为怀州总管府司马，两人领兵击败王世充大将高毗，以功封清丘县公。后从秦王李世民灭掉王世充，攻占洛阳，转任隰州都督府长史。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过程中，崔义玄为她谋划，最终将长孙无忌等反武势力去掉。显庆元年（年）出为蒲州刺史，不久去世，年七十一，赠益州都督，谥号贞。武则天当皇帝后，追念他的功劳，重赠扬州大都督。至于崔义玄的史实怎么就变成了郭子仪的故事呢？大概是因为郭子仪名气更大，受“马太效应”影响，在民间中很容易被各种传说“嫁接”。而且两人都有平定叛军的战功。年深日久，就越传越神，也越传越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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