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游走在学术与大众之间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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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历史学家许倬云年满九十。最近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也将成为他的封笔之作。年，许倬云出生于一个江南士大夫家庭。他的人生横跨新旧两个时代，既有着旧式文人的气质和情怀，也能把握时代脉动、紧跟社会潮流。他的学思历程纵横东西之间，既带有东方文明的视角和认同，也深谙西方文明的往来之道。他的历史写作游走于学术与大众之间，既有扎实的学术成就，也因历史通俗写作而蜚声于世。他试图为学界与大众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这“桥梁”蕴含着许倬云对中华文明的深深眷恋和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切与责任。在专业化与通俗化两种写作模式日渐泾渭分明的当下，许倬云的公共历史写作，是否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呢？对许多人来说，许倬云就是那位写出“中国三部曲”的著名历史学家，而对横跨新旧两个时代、游移于东西方、游走在学术与大众之间的许倬云知之甚少。与很多埋首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学者不一样，许倬云所关心的问题，和他探索问题的方向，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浑然一体。《新京报·书评周刊》B01版～B06版专题《许倬云——游走于学术与大众之间》撰文丨徐悦东1抗战的经历浸染出成长底色在采访许倬云的那期《十三邀》里，有一处感人的段落：当许倬云聊到抗战时期的经历，他眼里忍不住泛红，声音变得沙哑。妻子孙曼丽赶紧过来打圆场，帮他擦眼泪：“一谈打仗他就会哭得稀里糊涂。”就像好的编剧在设计人物时，都会精心设计该人物童年经历的大事，这些事会深刻影响人物的性格、观念甚至潜意识里的欲望，是人物成长的底色。抗战之于许倬云就是这样的大事。许倬云，年生于江苏无锡，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学贯中西，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抗战时，许倬云的父亲是经济委员会委员，负责供应军粮民食，所以不能离前线太远。年幼的许倬云跟着父亲到处奔波，深入中国内陆农村的百姓生活，得以看到富庶的江南未看到过的景象：贫苦百姓日常如何劳作、如何接待战争难民，当然，还少不了饥饿和恐慌。抗战开始时许倬云才七岁。由于天生残疾，他还不能站立，直到十三岁才能拄拐走路。正因为行动不便，许倬云经常被摆在农村的土墩、石磨或板凳上，静静地旁观这个世界。历史学家的角色本身就是一个旁观者。也正因这段经历，许倬云对中国农村百姓的生活十分感兴趣。这段经历直接触发了他在学术道路上研究对象的选择——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第二本英文专著《汉代农业》，都与中国古代农村有关。许倬云曾说过，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农村的变化不大，他当时看到的农村与汉代差别不大。这段经历促使他写下的这两本研究专著，也让他踏入了学界的大门。许倬云与小姑妈、八弟及凌弟在沙市江边（）。抗战期间，许倬云父亲在湖南、湖北、河南和安徽组织运输网，这也许让许倬云很早就认识到道路和交通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在后来对中华文明的思考和写作中，许倬云不断强调道路的意义：由于无内海，中国需发展庞大的道路体系，以聚合如此庞大的国家。与水运相比，陆路的道路体系能将各个部分更长久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说，中国的扩张，不是面的扩大，而是线的延长。这也是中国为何总趋向大一统而西方的统一难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倬云提出，罗马帝国的海路使得帝国易合易散。汉朝虽然结合起来难，但一旦形成具体而持久的联系，整体就不易分散，所以有分久必合的说法。中国文化恰恰也随着道路的延伸而扩展。汉代在边区的治理，设的不是郡县而是“道”，代表开拓的路线，唐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是“道”，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是“路”，都体现出道路的重要性。许倬云总结说，“道”有其抽象意义，治道、大道、小道、王道以至至道，都从“道路”衍生出来。由于中国地处大陆，道路文化源远流长。因此，中国的文化与其说是大河的文化，不如说是道路的文化。在许倬云的许多思考中，除了抗战给他带来的影响外，我们还能看出家世所留下来的痕迹。许倬云出生于无锡的一个缙绅世家。那时，江南士绅阶层在当地基层的影响力颇大，实际上实行着某种程度的自治。这也深刻影响了许倬云对国家社会关系的看法。在他为大众而写的史书中，读者也常常能发现对士绅阶层的脉脉温存。士绅阶层的出身，让许倬云在对社会的思考中，更为强调社会网络的功能。士绅阶层有着城市和农村双重属性，他们是政治权力和农村社会的连接点，还不断生产知识分子、为官场提供官员，并通过社会网络传播政治信息。他们通过婚丧喜庆等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控制着社会资源和财产，亦官亦商。太平天国运动使得许家家境中落。许倬云的父亲早早考上海军学堂，接受了英式的海军教育，并参加过辛亥革命。他父亲虽是武官出身，但人文素养很高。抗战胜利后，许倬云的父母就劝他去上学，于是，他就去了辅仁中学读高中。在这之前，许倬云并未系统上过学。父亲读什么书或报刊，他就跟着读。父亲会把文章仔细分析给他听。因许倬云当时爱看武侠小说，父亲就劝他读《史记》，这是他最初的历史启蒙，也奠定了他对历史的喜好。辅仁中学的附近就是东林书院旧址。明代东林士风讲求忧心家国、经世致用，这种学风也影响了当时辅仁中学。学校的教育让许倬云之前杂乱的知识体系有了框架。许倬云的强项是理科，但由于身体原因，他有次拿不稳试管几乎引发火灾，这断了他读理科的心。在老师的指导下，他读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对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国史大纲》在抗战时期产生，那时正值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所以《国史大纲》的史观是一种民族史观，这也深深影响了许倬云。直到许倬云出国后，他的民族史观才有所改变，这使他后来能写出像《万古江河》这样具有世界史观的作品。2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奠定治学范式以赛亚·伯林曾有个著名的比喻，即学者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许倬云明显是“狐狸型”的学者——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游走横跨于不同领域。虽然如此，万变之中不变的是，他有着成熟稳定的核心问题意识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这些大都从他的求学时代开始逐步被建立起来。许多人对许倬云的转系故事耳熟能详。入读台大之后，他第一年在外文系读书，傅斯年校长注意到他入校考试的国文和历史的成绩，建议他去历史系，还有其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也如此建议，就这样，许倬云转入了历史系。青年时期的许倬云。当时台大的历史系老师多学生少，学生跟老师交流的机会很多。许倬云常常上“一人班”，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李宗侗、董作宾、李济、凌纯声和劳幹等许多不同风格和学术范式的一流学者一起训练许倬云，让他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比如，沈刚伯的西洋史课程带他理解宏观的历史变迁，而劳幹让他学会处理史料和判断证据，以重建古代的制度和生活。考古实证论者李济在课上教会了他如何从零碎的现象中归纳出文化的演变和趋向。除历史外，许倬云兴趣广泛。他选课加旁听的课程横跨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和考古人类学系。他的身体条件也使他不能乱跑，只能好好学习。他戏称自己“乱撒网”，到处学习新知识。在台大读研究生的时候，许倬云开始明确对上古史的喜好。论文中，他将《左传》的人物排列谱系；同时他学习“三礼”，并想从《礼记》中寻索古代信仰。这些都为他日后理解中国文化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求学时期的许倬云。入读芝加哥大学是许倬云求学生涯的转折点。胡适特意帮许倬云争取了奖学金，这使他能在年坐船赴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读博士学位。当年，哈钦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任期结束不久，芝加哥大学还继续保持着那种博雅、开放和自由的学风——学生的学程安排，全由学生自己兴趣发展。这都跟许倬云“狐狸型”的学术知识架构和取向特别契合。所以，他历史系的课选的不多，反而选了许多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课。在芝大，许倬云的导师顾立雅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顾立雅觉得许倬云不该读中国的东西，劝他去搞比较研究，让他把主要力量放在中东。于是，许倬云就跟约翰·威尔逊学埃及学，此外也学习巴比伦学与亚述学。学习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历史后，许倬云将它们的历史和中国上古史作对比，由此，他提出了理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观点——首先，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关系很深，互相影响，并影响了波斯、古希腊、雅利安、犹太教等文明。其次，从古埃及和两河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互相影响的形态反观中国，许倬云发现中国本身不是统一的一整片，而是黄河流域、长江与淮河流域和长城之外的草原三片地区互相影响而发展出来的。在前两片地区融合之后，南方的吴越和西南夷成为了第四片地区。这些地区互相影响，最终融合。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就像长江和黄河流域一样，而古希腊和波斯是另外两片地区。假如中国的长江和黄河之间不是一些平坦的小丘陵，而是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的沙漠地带，那这两片地区就可能不会如此融合，而会独立发展。类似的观点和推论在许倬云的许多文章里都有体现，许倬云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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