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承用一生装点中国现代教育

■本报记者陈瑜

◆年五卅惨案爆发后，圣约翰师生组织抗议，但遭到校方阻挠，孟宪承率中国籍教授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当“国旗事件”发生后，又与钱基博等人一起带领名学生，宣布“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此后，他信守诺言，拒绝和外国教会学校再有任何来往，拒绝工部局的礼聘，不担任待遇极为优渥的华人教育总管。

◆孟宪承的民众教育探索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体贴”。他说，“我们教成人识字读书，特别要看重他们动机的引起……要使他们感觉需要，鼓励兴趣，最好就从工作和娱乐的活动出发。呆板的照教科书教，不如先教成年民众看洋钞票上的字，看路上布告招牌的字，教他们记账、写信、开发票。”一切从现实需要出发，这也是他从事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特色。

◆孟宪承的一生都致力于西学的传播与研究，但对于传统，他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一个人能对于他自己社会里的历史文化宣告独立。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递，本来是教育应有的职能。”早年他就曾向钱穆表示要认真诵读《十三经注疏》以加强国学根底。晚年，他将中国教育史作为最终的学术归宿，在发掘整理中国传统优秀教育遗产上倾注了极大心血。

大学的理想

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教育》里，孟宪承高瞻远瞩地对中国现代大学的理想进行了展望：“大学是最高的学府”，但大学之“高”不仅仅在于教育体系的层级，而是因为“在人类运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发展上，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了。”因而，“大学的理想，实在就含孕着人们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的理想。”他提出“现代大学的理想：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当年孟宪承提出的“大学三理想”，后来成为了他作为首任校长执掌华东师范大学的办学理念，这也是他留给这所学校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孟宪承（.9.21—.7.19），江苏省武进县人。我国现代教育家与教育理论家。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中院和圣约翰大学，年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年又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深造。回国后，先后在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年出任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年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首批宣传名单，是其中唯一的教育学家。

回望20世纪的中国教育史，一代代教育学家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经历了从移植西方经验到不断本土化、民族化的艰难求索，他们的筚路蓝缕、薪火相传，共同谱写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而孟宪承，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从私塾出发、历经西式学堂，又负笈英美，这样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为他的教育思想奠定了底色——他总是以一种国际性的眼光审视中外教育现实，既善寻他山之石，又立足于本民族传统，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

从20年代起的30年岁月里，孟宪承的名字一直频繁出现在中国教育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里：年1月中国教育学会成立，选举陶行知等15人为理事，他列名其中；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部聘教授共29人，他是教育学科唯一入选者；年，担任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他始终走在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列，与其他教育家一起，共同引领着中国教育发展的潮流。

“土佬儿”其实是个“洋秀才”

孟宪承年出身于江苏省武进县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早年去世后，母亲杨氏将他带回娘家抚养，杨家为常州望族。家学渊源让孟宪承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年幼时母亲便教他诵读和习字，6岁送他去私塾。据杨家人回忆，孟宪承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陪伴母亲和刻苦读书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用功的孩子，真是孟夫子家的后代。”

如果不是因为时代的巨变，孟宪承也许会同他的父亲一样走上科举之路。然而，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科举制被废、新学制设立、新式学堂发展、鼓励留学等一系列举措，让中国的现代教育就此蹒跚起步，而孟宪承的人生轨迹也因之发生了重大转折。

年，孟宪承考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中院（中学部）。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外文系，与他同窗的林语堂曾回忆，“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圣约翰每年毕业率很低，孟宪承入学时班里有二十几人，但毕业时获得文学学位的仅有八人。凭借着读书期间“试必冠其曹，恒以退还学费为奖”的优异成绩，他在八人中拔得头筹。年，毕业后的孟宪承以中等科英语教员的身份来到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与林语堂、马国骥等共事。曾为其学生的梁实秋多年后回忆，“林先生活泼风趣，孟先生凝重细腻。”

清华是当时庚款公费留美预备学校，而渴望走出国门，“藉资历练，稍获新知”也是孟宪承一直以来的梦想。年，考取公费的他赴美入华盛顿大学师从杜威，主修教育学、副修哲学。年，获教育硕士学位后，转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深造。但因需供养家庭而中断学业，于年11月回国。对那代留学生来说，祖国的崛起和民族的兴盛是终身相伴的梦。留学经历让孟宪承切身感受到工业革命后西方诸国的强大，认识到教育改革在其中的推动力，也更坚定了他以教育为良方，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现实的信念。

多年来西方文化的熏陶，似乎并没有在孟宪承的生活习惯上留下太多印记。在清华上英语课，他坚持身穿青衫长袍。即便是出洋，外面套着西服，里面穿的也还是夫人为他手缝的粗布衣服。其孙孟蔚彦也曾记录下这样一则趣事：“在旧上海，一次去看牙医，因为一身布衣，身旁的洋人不时假以白眼，待祖父取出洋书来读，洋人便来搭讪，祖父开口便是纯正的英语，洋人肃然起敬，没有想到身旁的‘土佬儿’，实在是个‘洋秀才’。”

“国民教学之不可寄托于外人也”

当孟宪承在外留学时，大洋彼岸的这头，五四时期的中国掀起了一场“民主与科学的教育思潮”，随着杜威等实用主义教育家的访华而更是达到高潮。知识界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杜威学说，在学校中也大力试验。对当时中国教育界来说，实用主义思潮的传播不仅挑战了对自清末以后传入中国的、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西方传统教育思想和观念，也松动了存在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观念。

学成归国的孟宪承，很快成为其中的“主力军”。通过翻译包括美国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杜威的《思维与教学》等在内的多部教育名著，他向国人呈现了一幅国外教育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的绚丽画卷。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同在教育上的努力，而各国所应付的问题却不同”，“各国的问题不同，所采取的方法也不一”。因而，思考如何将西方教育理论本土化、民族化，成为这一时期他学术探究的重心。

出版于年的《教育概论》是这一探索的重要成果。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杜成宪认为，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顺应了当时中国教育学理论的转向，更是在中国倡导了以儿童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立场。原先的教育学著作，从概念出发、注重演绎，其理论体系的展开，通常是循着‘教育的定义’“教育的目的”……这样的逻辑。而在孟宪承的《教育概论》中，第一、第二两章分别为“儿童的发展”和“社会的适应”，立足于教育的出发点——儿童，展开对整个教育问题的讨论。年9月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教育概论课程的“教材大纲”与他的《教育概论》十分相近，多少能窥见这部著作在当时的影响力。

将外来教育资源民族化的努力，在孟宪承那里远不止于“坐而论道”——针对当时教会学校“重英文轻中文”的通病，以及自倡导白话文以来国文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年，孟宪承回到母校圣约翰担任国文部主任，开始投身于国文教学改革。他大刀阔斧地提出一系列规定：实行统一的中西文学级，中学毕业生达到新定的国文程度方可升学；组织国文教学研讨会，探讨教学原理、制定课程标准等；编纂出版面对学生的国文出版物。他的国文教育主张，“推进了中国国文教育在由文言向白话转型过程中的重建”。

在他任职前，黄炎培曾率专家考察圣约翰时认为“中文改进之计，事不容缓！”而在他改革后，“学生之国文与英文水平相当”，许多学生从以前只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ABC”,转而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产生了兴趣。由于成效斐然，《申报》等当地重要报纸也经常报道这场国文改革的最新情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然而，这场国文教学改革最终因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中断——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上海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圣约翰师生也组织抗议，但遭到校方阻挠。为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6月1日，孟宪承召集学校的中国教授开会，在会上慷慨陈词：“假如做一个学生，只知自己是圣约翰的学生，而不知是中华国民，看到同胞为外人屠杀漠不关心，这对我们平日所讲的国民自觉教育，将无法自圆其说。”“教师应该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否则，今后我们也无颜再以学问文章与学生相见于讲台”。在师生的据理力争下，校长卜舫济被迫同意学生罢课、降半旗向死难者致哀，不料却在6月3日出尔反尔。师生终于“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以孟宪承为首的19名教师带领名学生，宣布“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发誓“以后不再进任何外国教会学校”。

圣约翰师生的这场壮举，在当时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上海学生会联合会致信称赞道：“于此全国愁惨之空气中，忽现一线曙光，使顽夫兼懦夫有立志，此不幸中之幸也。……此次约大学生独能以爱国心，与人格为天下倡，其难能可贵，更非寻常之学校可比。”而经此事件，孟宪承们也彻底认识到，“国民教学之不可寄托于外人也，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同年八月，他们自行创立“光华大学”，孟宪承为十二人筹委之一。

走出象牙塔“为生民立命”

20世纪20年代末，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新式教育在中国越来越“水土不服”。教育家陶行知直接抨击其为“培养小姐、少爷、‘高级废物’的教育”；而孟宪承也展开了反思，他认为其“最大的缺点，在于教育的设施，没有能和国计民生，发生重大的影响。到现在一般学生，还只把求学当作是‘读书’，毕业当作是‘资格’，教的学的，没有的确能增进实际生活的丰富和效能。所以民生是民生，教育是教育，依然没有策应。”

国难当头，当不合时宜的新式教育热潮褪去，如何重构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蓝图，是当时所有教育学人在思考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必须依靠民众力量。为此，不少学者纷纷走出象牙塔，去到城市和乡村，就此开展了一场持续20年之久的教育运动。其中自然也有孟宪承的身影：年秋，放弃了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职务的他，到中国第一所培养民众教育师资的学校——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暨劳农学院任研究部主任兼教务部主任。之后，他又在杭州创办民众教育学校、主持江苏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陆续进行民众教育的探索前后跨时8年。

面对新生的民众教育，“孟宪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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