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新世界,旧语言女性学者访谈新京

提到女性学者，你会想起谁？

这份名单一定不长，这是因为——

女性，

从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

无论是高校教席，还是学术成果发表，越往象牙塔的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

事实上，当一个女性决定从事学术事业，她所面临的限制无处不在：

“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类……”

“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

“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总归要嫁人的……”

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如此类的声音试图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门。而当她们进入高校系统，生育、家务劳动等“天职”，则将她们挤出更多的机会之外……

然而，即便不断遭遇贬抑与打压，我们依旧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学术志业，汇流进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更多女性学者被看见。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有些是大众所熟知的，更多的则还在聚光灯之外。她们的经历很相似，也很不同。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学者」之前加上「女性」二字。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一篇。受访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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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学者系列访谈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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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

■年生。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北大中文系教授，年度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文学史、思想史、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化批评。

■著有《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等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

撰文+采写

青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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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的书不好读。

哪怕对于一个在学院受过多年学术训练的人，贺桂梅的学术思想始终都是晦涩、驳杂的。这和大众普遍认知的文学评论或是文学理论有所不同。她也因此被认为是“学院派”的一员。

难度首先来自语言的密度。在豆瓣《“新启蒙”知识档案》的评论页面，有读者评价她的写作是“戴锦华的压缩塑封版”。

更大的难度则来自知识层面，用她自己的话说，“别人写一篇文章讲一个观点，而我认为要解释一个观点，就要把10个观点放在一起来讲”。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左起为朴贞姬、戴锦华、曹文轩、洪子诚、赵祖谟、贺桂梅。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今年51岁的贺桂梅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生于湖北，父亲是乡村知识分子，爱好明清小说，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家里有一大箱子书。那是她和姐姐们的启蒙读物。

和大多数70后学者一样，贺桂梅的学术经历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年，她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新一波女性话题热潮。正值青春期的贺桂梅带着自身的性别困惑潜入其中。

在戴锦华开设的女性文学研究课上，她开始认真思考性别问题，而在包括林白、陈染这一批新兴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她找到了对自身性别困惑的指认与表达。也是在那段时期，她记下了“个人的即政治的”这句话。

如果一个人将“做女人”这件事情看成天经地义的，那么，“权力关系”这样的字眼就几乎从不会出现在她的意识中。只有当某个人意识到自己性别身份的建构性及其中的压迫关系时，“批判”意识才能产生。这也是所有强调女性主义立场的人们，都反复引证波伏娃那句名言“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建构而成的”原因。但由于性别身份是如此的“自然”，因此如何理解性别身份，就如同理解无穷多样的“个人”，也是多种多样的。将个人遭遇的性别经验，上升为性别（制度）而非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就是一种真的“政治”行为。

指认出两性之间关系的“政治性”这个过程，我认为是性别研究的焦点之一。某种程度上，这是我所理解的现代中国女性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我自己在从事性别研究时一直关心的问题。

——《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

90年代女性文学是贺桂梅的学术起点。24岁那一年，还是研究生的贺桂梅凭借论文《性别的神话与陷落》受到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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