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瓷器及残器的出现,揭开非洲千年古城废
引言
如果华斯哥·达·伽马的旗舰能以二十门铸铁和铜的小炮而夸耀的话，那么，对于那些以剑和矛来打仗的人们，好像就不能再说成是原始的或“未开化的”。欧洲本身绝大部分的地区，打仗时除此而外尚无其他的方法。
正如上述葡萄牙人所熟知的：那些在内陆的国王和酋长们拥有战斗力很强的军队，那么，还有比他们应该统治这个地方更合情理的事吗？何况当时非洲沿海的城市同大多数欧洲海岸的城市同样的文明，而且比欧洲海岸城市中的某些更为文明。那么，内地的城市应该和这些城市相同岂不也是合乎情理的事吗？也许有人回答说，葡萄牙人对上述的情况有很大的误解。
何况，难道他们不正是那个没有德国和荷兰那种灿烂迷人的大商业城市的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的人吗？但是那些紧跟着上述葡萄牙人而来的荷兰人，也认为他们看到的沿岸城市和葡萄牙人看到的并无差别。因此，贸易之岛基尔瓦在十五世纪中对非洲东南部的关系，很像当时的威尼斯和地中海一样，使得迟至年才看到它的严肃的范·林裘顿仍能以坦率的赞美来加以描述。
他说，它的居民“几乎全都穿丝的白色服装和粗棉的衣服；他们的妇女，颈项和手臂上戴着金子和宝石的项链和手镯，并带着大量的银器，其肤色不如男人们那样深褐，而且四肢匀称；他们的房子一般是用石头、白垩和木头建造的，并有悦目的花园，其中有各种水果和芬芳的鲜花”。也许，这不完全象十六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但是也不是野蛮与未开化的。林裘顿的目的是要找出葡萄牙人贸易的秘密。他发现基尔瓦岛的财富一方面来自印度和波斯湾，另方面来自非洲的内陆。
他听说，他们拥有的黄金是来自“某个名叫莫诺莫塔帕的矿山”，这个“莫诺莫塔帕矿山，有一个丰富的黄金宝藏，并有某种黄金，被普丁加尔人称之为博汤戈恩·昂罗恩波或沙金，因为它们象很小的沙子，但是最好的一种黄金”。这是已知的有关那些巴通加人的最早的资料，他们在沿海岸线的丛山背后，从事淘金和采掘金矿的工作。他发现葡萄牙人是以贸易而非征服获得这种黄金的。这个索法拉要塞给荷兰银行家和商人提供了最早的秘密商业情报，这些秘密曾被葡萄牙人严密地保守了将近一百年之久。
他继续说道：“莫桑比克的首领在索法拉的这一要塞中有个代理人，他每年要放出两三次名叫潘高依斯的一定数目的船只，去沿岸航行把黄金装载到莫桑比克。这种潘高依斯是用轻木板做成，并用绳子联结在一起，而不用钉子。”无疑地，这是按照古代船只雷普塔的样子仿造的。“他们并说，非洲另一端安哥拉的矿山和上述索法拉的矿山相距不远（彼此相距不到三百哩），因为经常有一些摩尔人从安哥拉经陆路来到索法拉。”好一个信口雌黄的故事，虽然有许多非洲人是横穿过非洲，但就葡萄牙人本身来说，他们尚须更好地来探索。然而，这是一个重商主义的欧洲认为并非不可能发生的故事，那些天才地绘制地图与制作地球仪的人们就据此而行事。
例如，在华沙附近雷济威耳宫的博物馆里，人们仍能看到一个标明是年制的地球仪。那上面把大部分中非的政府归于“莫诺莫塔帕”，而将东南非的政府归于“马纳莫塔帕”好像真有过这样两个国家似的。我们能比林裘顿和他同时代的人描绘出一幅关于内陆的政体和风俗的更好的图景。现在我们知道，在重商主义和海上发现在欧洲兴起，印刷术在欧洲使用和知识的逐渐传播的那些年代里，说班图语的各族人民已经在中南非大部分土地上建立起来一系列的多少是坚强地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政权。
这些政权彼此之间的关系，虽然经常受到习惯和传统的限制，但在实质上与欧洲早期封建时期各种不同的政权和王国之间的关系并无区别。如果假设在中世纪的欧洲北部和中世纪的非洲南部之间有着共同的阶级和习俗，那显然是错误的。不久，他们似乎显得接近于欧洲人，那是因为这些欧洲人是带着王室至上和封建服从的目光来观察他们的。这些习惯于绝对的权力归于他们的国王们的冒险家们，以为在非洲他们发现了同样的情况。他们的判断所以发生错误，是因为在他们想象中，王位和遗产必然是象他们那样，通过父系继承的，相反地，在非洲却往往是通过母亲的。
他们认为只要带着国王的旨意就会得到一切，相反地，这里的事实却是国王如果不得他的顾问们的同意很少能有所行动。但是，政府的类型又与欧洲人的经验，尤其是葡萄牙的经验非常近似，因而就为上述的错误找到了借口。许多事情表面上是相同的。年以后，葡萄牙人从刚果河口进入到内地，遇到了下述的一种政府体制：即较弱的政权隶属于较强的政权，而以“王室”婚姻将这些政权联结在一起，并对所有它们能达到的国家或得到报告的国家实行统治。
他们发现罗安果的国王不得不娶了邻近一个国家卡刚果的公主为妻，而卡刚果的国王在较早的时候必须从刚果的公主中选择一个妻子。这个事例是非常典型的。事实上，这些统治者象他们那些横跨大陆，远至印度洋的同辈的统治者一样，很少有什么绝对的权力；也许称他们做最高酋长比称国王还更确切些，只是到后来这里才出现了独裁的统治者们。刚果的“国王”或马涅在部落的法律与习惯的范围之外制定法律方面，并不比莫诺莫塔帕的国王有更多的权力。如果他试图越出这个范围，就可能会遭遇到与瓦克利米同样的命运。瓦克利米是十世纪时东南沿海一带的君主，他的人民，用马斯乌迪的话来说，曾“选择他以公正来统治他们”，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人民就将他杀死或抛弃。
中世纪非洲的王权，仍然近似于部落的结构。当这些朝南穿过大陆而来的移民与他们沿途发现的其他各族融合起来，随着他们的手工艺和耕种技术的发展而增殖，并且使这个国家逐渐地成为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时候，这种部落结构曾有所发展，并证明了它的价值。因此，与中世纪欧洲的那些对照，很快会引人走向错误。但是，它同毫无对照来比，可能错误要更少一些。
南部非洲的铁器时代的社会完全不同于北部欧洲的中世纪社会，不论是希腊或者罗马。因为，在它背后有一个东西：但它确确实实是沿着同一个方向在前进，如果文明二字对一方来说是指物质技术和社会结构的话，那么，更这个定义也适用于另一方。甚至象最普通的各阶级的逐渐分化情况，两者的相似处是非常清楚的。油在班图阶段的马庞古布韦，这方面的证据是非常明确的。酋长们和他们的近亲们看来是住在石建的碉堡或住宅之中，享用着精致的陶器或瓷器，拥有金铜饰物等财富，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串珠装饰自己，而且他们下葬的仪式也是有意识地安排得截然不同于普通人。
人民究竟这些普通人是属于另一个不同的家系，或者甚至是属于不同的部落呢？现在还是个疑问。就马庞古布韦而论，证据只能表明他们过着更为低微的生活。他们是否放牧牲畜、耕种田地，或者甚至开采、冶炼金铜和铁（统治者用于贸易、仪式和个人的财富，大部分是通过这个途径取得的）？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但可以假定他们是这样的。这是不是一种索纳或范达领主对苏梭农奴的统治？这种统治是不是同稍后一些时期乌干达西部巴希马人对贝鲁人那种阶级等级统治，或者同稍早一些时候英国诺曼人对撒克逊人的统治是一样的。
从证据中看，马庞古布韦人中间的这种阶层的划分看来首先是一种社会区分。最近对于南罗得西亚布拉瓦约以西十三哩的有着大面积的石头建筑物的哈米遗址进行了发掘。这个遗址可能是在公元年后巴罗兹威人在这里建立霸权时开始建立的。对这个遗址的发掘证实了上述社会区分的看法。罗宾森写道：“居民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居住在以石墙围绕的台地上；大部分人主要住在山上的废墟以西没有围墙或者有着微不足道的围墙的茅屋中。”但是“同这些茅屋有关的物质文化和主要遗址的文化是一致的”。但是那些住在石墙围绕的台地上的人，生活得比住在茅屋中的好。
在有围墙的废墟中发现了进口磁器、金饰、举行仪式用的陶器。这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简言之，山上的废墟可能是一个强大的酋长的住所，附近的建筑物可能是给他的家属或宫廷中各种官吏居住的：而普通百姓则住在围墙以外。”这就是说，一种文化，两种生活方式：第一种是为统治与舒适而配备的，第二种卑贱而又劳苦。有钱人住在城堡里，穷人在他的门口。
因此，结论必然是：工业化前以及欧洲人来到以前，非洲南部的铁器时代整体既不带有古代青铜器时代的“东方式专制”，也不带有铁器时代欧洲的“封建式专制”，但它确实带有一种正规的公认的社会区分，而在这种区分中新来的人同当地人日益融合。这是说，当葡萄牙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早就脱离了野蛮状态。即使用十九世纪关于人类进步的术语来讲，他们也已经在从野蛮走向文明中迈过了重要的几步。
正如我们从沿海地区的城邦和王国在其全时期那样：“他们是大商人，贩卖布匹、黄金、象牙，也贩卖其他货物”，在中世纪东非的“阿扎尼亚人”中间，我们也瞥见了这种相同的社会区分。这种劳动分工。这些非洲南部内陆的国家从他们的金属冶炼中清楚地表现了这种区分。如果说他们在林波波河以北地区的更为精致的产品由于“老乔治”及其朋友之流光顾了德赫洛－德赫洛以及其他地方的酋长墓地而从历史上消失了的话，马庞古布韦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损失。
在它的金制品中发现了一个用金箔制成的“笏”同目前西非酋长们举行接见式还能看到的那种富丽堂皇闪闪发光的“权力杖”属于同一性质的东西。但是马庞古布韦这个金“笏”上面的金箔的厚度不到五千分之一时。皮尔逊曾经这样评论过：“要生产厚薄这样惊人地均匀，没有孔隙而面积又相当大的金箔是需要高度的技巧和时间的。要用那些无疑是非常原始的工具来制造这样的东西，即使是以一个现代金匠的能力，也是一件相当伤脑筋的事情。”一切证据表明在金属冶炼中，矿工、工匠、手艺人的人数很多，他们都是属于不公开的“团体”或“行会”的成员。他之所以有可能从事这一工作，是由于其他人已经能够提供多余的食物来支持他们。
在较早的时期，在世界其他的地方，这种类型的社会的财富是流到国王和法老们的国库和堆栈中去的。然后这种皇家的财富又成为祭司们和寺院的财富的来源，然后再是档案记录、计算、算术和文字。非洲的国王（以及女王）虽然被当作神灵的化身，但他们从来没有以这样的规模积聚过财富。对这一情况的解释可能在于：河谷地带灌溉同饲养牲畜和山坡耕种那种仅能糊口的状态之间产生财富的能力的不同。可能也是由于在为沙漠或半沙漠所包围的小块河谷地带居留地中容易而且便于建立独裁统治，而在这些迁移着的人（他们穿过一个大陆，这里看不到自然边界或者看不到难以逾越的自然边界）中间却有着部落民主和集体意识。
酋长或祭司的积累，在任何情况下都还没有达到使书写记录成为必要的地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除沿海地区外，这些文明都还没有文字。戴戈和戴巴罗在十六世纪根据传闻所报道的津巴布韦著名的“铭文”如果不是无稽之谈，也就是那些无疑是刻在“椭圆形建筑物”围墙顶上的纹饰的误传。这些内陆的人民没有书写工具，更没有书写的需要。为了不想把这一点扯得太远，人们可以再说一下，中世纪北欧人的情况并不见得比他们更高明多少。马尔克·布劳奇在写到他们时说道：“至少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北地区大部分中小领主是士足的文盲。
在他们晚年避世的修道院的情况也是如此。康佛苏斯和伊迪奥塔被当作同义词。即使是那些会书写的人，他们用的也是拉丁文，就像东非沿海城市那些有学问的人或商人使用阿拉伯文那样（虽然他们超过了中世纪早期的大多数欧洲人，他们也用自己的文字斯瓦希里文书写）。另一种常常用来反对把文明二字加之于非洲南部这种铁器时代国家的理由是：他们没有能够发明或采用轮子。除了故弄玄虚这点不谈以外，这种反对意见看来暴露了它对于人类发展的特别狭窄的观念。
中世纪北欧的人也并没有发明轮子，直到十二、十三世纪，他们一直很少使用它。难道能说十六世纪的苏格兰是未开化的吗？但是苏格兰年的年鉴讲到摄政王从爱丁堡的托耳布斯来时坐着“第二辆来到苏格兰的马车，第一辆是当玛丽皇后从法国来的时候由亚历山大·西顿勋爵带来的”。对于这类事情人们需要具有历史观点。广泛地利用和了解贸易对这些非洲南部国家发展文明起着明显的作用。戴巴罗在年写道：索法拉是以“摩尔人通过商业从这个地方的尼格罗人那里获得的大量黄金”而著名的。
我们从阿拉伯文的记录中了解到这种商业早已进行了五百年之久。这些内陆国家中的当地贸易社会的发展无疑是缓慢而局部的，而且同沿海地区的贸易是通过许多居间人进行的。但是这种贸易，远非古代北非未开化的或是文明人同他们南方的野蛮民族默默地进行的那种“哑巴贸易”可比。可能像中世纪欧洲那样，大部分贸易是以货易货的，但也采用这种或那种货币。基尔瓦在十三世纪末年铸造了钱币。这是由于这种日益发展的复杂的贸易对它们的需要。
内陆的主要输出物有黄金、象牙、铜、铁以及奴隶（至少到十七世纪是这样的）；就输入而论，这些内陆各族人民需要棉织品或奢侈品，他们对于中世纪印度的红色念珠估价很高。当阿耳伐雷斯·卡布拉耳在年，也就是这种贸易遭到破坏以前不久，从印度回来的途中在索法拉停靠时，他能以“坎贝的布匹、红念珠、大红丝绸、镜子、帽子、鹰饰、来自佛兰德斯的小铃、小小的透明玻璃珠”换取“价值十二或十五倍的穿在线上的金珠”。
从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少量残片来判断，同内陆进行贸易的商人－或来自内陆的商人在携带布匹和念珠的同时也偶尔携带瓷器，虽然他们并不经常这样做。经过许多居间人的转手，瓷器的价格无论如何一定是非常昂贵的：且不提其余的，基尔瓦的关税在十三世纪高到向每一商人征收他所用以贸易的布匹的百分之六十。但是在几世纪中瓷器的进口仍在小规模地进行：到目前为止从南罗得西亚和德兰士瓦所发现的瓷器残片都是宋代或明代的产品，这是从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制造的瓷器。
从罗得西亚发现的最早的一些瓷器残片是由坎荣在年在津巴布韦“东方废墟”发掘一个茅屋的地板光秃秃的花岗岩上铺着坚硬的黄色水泥时发现的。在这座十八呎宽、二十三呎长的大茅屋中发掘出大量的粗糙的黑色和褐色的陶器、一只浸蚀得很厉害的青铜镯子和两小块青磁的碎片。这些碎片，后来根据大英博物馆的报告，可能是宋代的产品用后来用卡通一汤普森的话来说，成为“除进口念珠外，婴得西画所发现的还不能肯定其归属的爽但可以推测其年代的最直老的标本”。
唯一的十件完整的瓷器（已成碎片但可以拼起来）。是在布拉瓦约以西德赫洛－德赫洛发现的。这是十四十七世纪末期明代式样的碗。这是和一只属于同样年代的荷兰石瓶同时出土的。真是中非早期国际贸易的奇怪的残余！在马庞古布韦，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两小块南宋时期（公元~年）的中国瓷器碎片。尤其这些同沿海地区所发现的证据是一致的，它们都表明十二到十五世纪是基尔瓦及其姊妹城市的全盛时期。
结语
这就是说内陆一些中央集权的社会的权力发展及其稳定是同沿海地区繁荣的发展一起进行的。就在基尔瓦的贸易臻于鼎盛的时候，莫诺莫塔帕的人民造起了他们的围墙和塔。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广泛的事实，使卡通－汤普森不顾标本的贫乏得出这样的结论：“同印度的贸易”是“当地津巴布韦文化发展的最初的动力。”正像在西苏丹和东非沿岸一样，远距离贸易的刺激在这里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当然，内陆这种文明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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