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海洋文明
海洋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依靠很早就与人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但人类突破大海隔离和束缚从而与大洋彼岸实现接触联系和文化交流是经历了相对漫长的历史进程的。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人类这一走向海洋的历史进程中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华先民在石器时代就开始在大河流域(长江和黄河流域)、渤海、黄海以及东南沿海区域进行生产和生活。他们种植水稻、谷物，泛海捕鱼，陆地和沿海居民相互间进行着必要的交换，为中华多元文明的开创营造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中华海洋文明就起源于这种滨海与岛屿先民的渔捞生活。
这些濒海聚落在进入文明时代后逐步发展为港口(或者是海洋族群建立的早期国家的国都)。他们通过大海沟通环中国海不同区域的联系并将文明传播到西、南太平洋的岛屿。现代海洋漂流学说已经证明：用一个比较大的木筏装上足够的食品和淡水可以漂流一年以上，漂流的地区可以由中国东南沿海一直到达南美、北美。澳大利亚、非洲以及整个太平洋各群岛。菲律宾、北婆罗洲、夏威夷、新西兰、厄瓜多尔......世界各地陆陆续续有十三个地区发现了源自中国的有段石錛。考古界据此推断：上古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逐岛漂航，直到拉丁美洲西岸。
西方人曾有一种偏见：中国古人只懂陆地农耕，不知海洋贸易。年在广东阳江海域一艘年前的远洋巨轮被打捞出水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种偏见。船上有琳琅满目的黄金饰品、高贵典雅的陶瓷器皿、精美罕见的宋代漆器......这就是被誉为“海上敦煌”的南海一号。南海一号的出现为我们揭开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最为波澜壮阔的一页。据文字记载推断：中华先民在春秋战国之前已与海外世界有了接触。《竹书纪年》中有夏帝王芒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也就是说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辽阔的海疆、狩海经营的海洋意识。
《诗经·商颂》载：“肇于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祈祈”,反映了从海上来商朝交往和朝拜的盛况。20世纪20年代殷墟出土了大量海贝、鲸鱼骨、龟甲，这说明中原地区与沿海很早就有贸易往来，中华民族的疆界达到了东南沿海。殷商是九夷中的一支，他们比较擅长航行和贸易，很可能是与海洋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南方民族。后来这个民族迁徙到山东半岛。商朝人不光造舟、造船，而且有王舟，有商王用的舟。另外不同的贵族也有不同的舟。而且商朝实际上有车兵、步兵、骑兵，还有舟兵。甲骨文中的舟与今天的木板船非常相似。
占卜是商王朝最核心的机密，通过垄断与祖先和上天沟通的权利商王将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占卜使用的材料有来自黄土高原的牛骨，更多的是产自南方深海的龟甲，这是否暗示着商王朝的海洋气息一度要远远大于内陆的特点呢？如今在可辨识的个甲骨文中与舟船相关的就有30多个。无疑这些都是海洋对中华民族的慷慨馈赠。在这些与舟船相关的古文字有一个叫做匏（有时也写作瓠）。这个字指的就是葫芦，鲜为人知的是它还是一种古老的渡河工具。不知是谁第一个发现葫芦内部的巨大空腔可使它漂浮于水面不会下沉。
富有创造力的古人根据这一原理把多个葫芦捆成一圈绑在腰间，借助葫芦的浮力使人们得以游到河对岸。《周易》中“包荒冯河”的卜辞说的就是抱着空心的葫芦渡河。不过这还是一种相当原始的渡河方式，然而人作为有智慧的高等动物发明了这种渡河工具代替原始简单的葫芦。所谓桴就是把木头或竹子编成木筏或竹筏。孔子曾对弟子说过“浮于海”这样的话，由此可见桴在当时已发展得较为成熟：不仅可以用于渡河，甚至已有人开始尝试用这种工具去挑战汹涌澎拜的海洋。曾有国外学者断言：中国的舟船诞生于木筏、竹筏，却独独缺少独木舟。
然而年在杭州跨湖桥遗址一个距今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内出土了一艘残长5.6米的独木舟及配套的船桨。这一事实证明古代中国不仅有独木舟，甚至还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独木舟的地区之一。古代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是与世隔绝的。这里所说的中国不是指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指中华文明最初诞生的长江、黄河中下游流域，这也是”中国“一词最早所指代的地区。在这一地区的东部是浩瀚无垠的大海，西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和巍峨的青藏高原，北部与草原地带相接，南部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大海、荒漠、群山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难以跨越的天然地理屏障。通常意义上认为中国与西方民族的接触始于张骞通西域，然而年的一处考古发现扭转了人们在传统意义上的认知：这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发现了一座商代墓葬，这是安阳殷墟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一共出土了件精美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件、玉器件、骨器件、海贝6枚，甚至有一部分玉器和海贝是出自今天的新疆和田以及印度洋地区。至少在商周时期中国不仅通过陆路与西方民族有交流，与此同时也通过海洋获得过来自西方的物资。
商朝末年因为周文王不服从商纣王，商纣王就把周文王给抓起来关在了羑里。后来周文王的门臣散宜生用产自海洋的贝类和砗磲贿赂商纣王，商纣王就把周文王放了。砗磲是分布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一类大型双壳类动物，因外壳表面有一道道呈放射状的沟槽，状如古代车辙而得名。砗磲分六种，最大的一种叫大砗磲，其外壳直径一般在一米以上，两扇贝壳的重量可达公斤。砗磲被西方誉为四大有机宝石之一，被中国佛教尊为七宝之一。贝币是中国最早的钱币，是一种由热带、亚热带浅海贝类加工而成的货币，产生于商朝，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
天然海贝大小适中，便于携带和计数，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社会的形成逐渐成为商品交换但媒介，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职能。在商朝中期以前贝币价值很高，臣下若能获得商王赏赐的贝币那可是极大的荣耀。随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天然贝币渐渐供不应求，故又出现了许多仿制贝币，有石贝、骨贝、蚌贝、绿松贝等，在商晚期又出现了铜质货币，形制也仿海贝造型。郭沫若说：“古代的原始货币是介类的，我国货币的历史是由真贝而珧贝而铜贝（所谓蚁鼻钱）而成为以后的铅刀铁钱等，所以凡是关于财货的字汇都从贝，这是古代的孑遗。”
20世纪20年代殷墟出土了大量海贝、鲸鱼骨、龟甲，这说明中原地区与沿海很早就有贸易往来，中华民族的疆界达到了东南沿海。殷商是九夷中的一支，他们比较擅长航行和贸易，很可能是与海洋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南方民族。后来这个民族迁徙到山东半岛。商朝人不光造舟、造船，而且有王舟，有商王用的舟。另外不同的贵族也有不同的舟。而且商朝实际上有车兵、步兵、骑兵，还有舟兵。甲骨文中的舟与今天的木板船非常相似。占卜是商王朝最核心的机密，通过垄断与祖先和上天沟通的权利商王将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商朝占卜使用的材料有来自黄土高原的牛骨，更多的是产自南方深海的龟甲，这是否暗示着商王朝的海洋气息一度要远远大于内陆的特点呢？《诗经·商颂·玄鸟》中提到商王武丁时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疆域以四海为界，其东界应至东方沿海；《淮南子·泰族训》就明确说“殷之地，左东海”，也就是说殷商东部领土已经到达东海（今渤海或黄海海岸）。古本《竹书纪年》“仲丁即位，征于蓝夷”，“河亶甲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自商代中期起商王仲丁、河亶甲就多次攻打位于鲁南地区的蓝夷，向东部沿海地区不断扩张。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商王南庚都迁于奄（今山东曲阜一带）、阳甲居奄，到了盘庚才自奄迁于殷（今安阳）之事，换言之商王朝都城一度迁到距海岸不远的鲁中南一带。目前考古人员在沧州、滨州、博兴、临淄、青州、潍坊、沂水、莒南、日照、连云港、盐城等地发现了商文化村落遗址和墓地。这些遗址和墓地出土了中商文化的典型陶器、铜器、卜骨、卜甲、石器等，墓葬埋葬习俗如腰坑、殉狗、殉人及随葬品种类与组合也同商文化完全一致。如此看来至少在商代中期商王朝疆域东北部已到达渤海西岸、南岸内陆腹地。
连云港大村遗址还出土了中商文化的规格较高、器形高大的4件铜鼎、3件铜甗，这里应是商王朝距海岸线最近的一处高等级聚落。这也许说明苏北连云港、盐城一带的黄海之滨是商代中期商王朝能直接接触到海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地方。渤海西岸、南岸的滩涂地制盐原料非常丰富：不仅有取之不尽的海水、澙湖之水、盐碱土，还有浓度是海水3—6倍、储藏量巨大的、易开采的浅层地下卤水。这里燃料资源丰富多样，地质地势、土壤构造、气候条件等也非常有利于大规模盐业生产，历来为我国重要的生产基地。
从商代中晚期开始就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这里的海盐资源创造财富。渤海和黄海浅海、滩涂地上还生长着各种贝类和螺类、鱼类。根据现代勘察显示：渤海西岸和南岸地区滩涂地上至少有三条形成于距今—年的贝壳堤裸露在地表上，其上堆积着成千上万吨海贝螺类。海贝螺类因质地坚硬、不易损坏和腐烂，光泽鲜亮、表面瓷滑，纹理多样，外形奇特，形体轻小，易于携带，深受商周时期人们的喜爱。加之这些贝螺类来源于遥远的海洋，所以不易获得，比较珍奇、稀罕。因此包含贝类、螺类、蛤类、扇类、蚬类等海贝螺在商周时期被视为贵重物品。
贝类作为财富的象征被用作人以及车马上的重要装饰品，用来表达不同社会等级和身份，同时还被广泛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贝类也作为流通、支付、储蓄并体现一定价值的货币，所以汉字中与金钱有关的字大多都有”贝“字结构的偏旁部首。夏王朝和商王朝早期中原地区出土海贝类的数量和种类都很稀少。但随着商王朝中期疆域向东部海滨扩张，在商王朝控制版图内尤其在安阳殷墟等地已出土了十万件以上的海贝海螺类，殷墟妇好墓随葬出土货贝近枚，青州苏埠屯一号墓葬随葬了近枚海贝。
学者对殷墟早年出土的海贝、螺、蛤、海扇类进行了鉴定，共有10科21种，约20种贝螺类见于今渤海、黄海、南海。那些栖息在泥沙底海岸和海滩的青蛤、文蛤、中华文蛤、毛蚶、海扇、杜氏笋螺、近平点笋螺等，均见于渤海西岸、南岸浅海、滩涂地以及贝壳堤上，也见于滨海的商文化聚落内。此外安阳殷墟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鲸鱼（骨）和鲻鱼（骨），这应该也是来自冀东和鲁北沿海。数量最多的、用作货币的黄宝螺和金环宝螺主要来自亚热带、热带的东海和南海的珊瑚礁与岩石类海岸。
当商王朝在中原地区歌舞升平的时候东部和南部沿海夷人的航海活动已从河姆渡的木桨、独木舟发展成使用木板船和风帆了。夷人是指古代中国东部地区各部族之人。夷族因缺乏发展农耕文明的条件或因受文化制约只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经数千年的海上颠簸夷人掌握了海风和洋流的一般规律。这个民族为什么叫夷人？因为这支部族古代就叫风夷。是干什么的？是观察海洋信风的。这支部族最懂得航海，懂得海风，所以中国第一个姓就叫“风”姓。
古时候的个人是没有姓的，“风”姓是一个族姓，所以东夷民族叫“风夷”、“阳夷”。当夷人的风帆渐行渐远时中国腹地殷商建立的政权却岌岌可危：公元前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乘，甲士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在经历“血流漂杵”的牧野之战后周人取代殷商成为中国的主宰。武王伐纣时商朝十多万精兵正由能征惯战的将军攸侯喜统领出征东夷，所以朝歌空虚而被武王所破。然而殷商王朝覆灭后这支出征东夷的部队却从此杳然无踪，史无所载，成为千古之谜。恰在殷商灭国之际攸侯喜率领的殷军失踪之时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兴起了奥尔梅克文明。
由此衍生出所谓”渡海“的说法。最早提出殷人渡海说的是19世纪的英国翻译家梅德赫斯特。他在翻译中国古典文献《尚书》时提出周武王伐灭殷纣王时可能有殷人渡海逃亡，结果在途中遇到暴风而被吹到美洲。后来美国学者威廉姆·迈克耐尔在公元年出版的《西方的崛起：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提出：奥尔梅克文明可能来自殷商。中国商朝的艺术品和中美洲挖掘出来的文物具备一定现实性，文明跨洋可能是一个合理的解释。类似的推论在迈克尔·的著作《美洲的第一个文明》中也出现过。
迈克尔·提到：奥梅克人社会的结构与中国商朝很接近，奥梅克的艺术和中国殷商时期的艺术很相似，奥梅克文明有可能和中国殷商文明有某种联系。北美太平洋沿岸发现的石锚和商周时期的沿海石锚的形、质相似，出土的玛雅祭坛和玉器也和中国殷商时期的玉器有着类似的文化“血统”。尽管目前关于殷人远渡美洲大陆开创最早的印第安文明这种说法尚无直接的有力证据，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首先印第安人是黄种人，他们的祖先应该是来自亚洲。其次诗经中的《商颂》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相土是商代第十一代王，开拓疆土到了渤海，与海外发生了联系。这证明当时的航运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最后洋流活动使殷人渡海说具备现实可能性：北太平洋及附近海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呈顺时针流动的大环流。该洋流自太平洋北赤道附近产生，经吕宋岛北部、台湾东部进入台湾海峡，在舟山群岛交汇，到对马东海，在日本九州南部，有一支分流北上，形成对马海流，该海流经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又经津轻海峡回到太平洋上。相比远在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而言：日本列岛、琉球群岛等东海岛屿的早期文明受到大陆文明的影响基本上为史学界所认可。
《山海经》中记载着商周时期中国人多次向东海诸岛屿迁徙的事迹。曾有现代学者根据《东山经》复原古代中原先民向东海岛屿迁徙的路线图：大黑山岛-济州岛-福江岛-下甑岛-鹿儿岛-琉球群岛。周武王在灭商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继位的成王此时尚在襁褓之中，很显然他并不具备实际处理国家军政事务的能力，于是由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公旦摄政。成王的另外三位叔父管叔、蔡叔、霍叔则各自拥兵镇守一方，时人称之为三监。三监对周公摄政心有不满，于是就制造关于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的谣言，这样的局面使纣王之子武庚看到了复辟商朝的希望。
夏、商、周三代的交替相比后来的改朝换代算是相对文明的——这是因为这时大一统帝国尚未形成，夏、商、周三代的天子只是天下诸侯的共主，无论是商灭夏或是周灭商其实都只是取代了前者的天下共主之位，并不会灭绝前者的家族世系，相反夏王朝、商王朝的后裔在新王朝仍是拥有自己封地的贵族。武庚就拥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但他并没直接打起恢复商朝的旗号，而是以周公就对成王不利为由拉拢三监以护卫成王的名义发动对周公的讨伐。周公得知消息以后举兵东征，杀死武庚、罢黜三监。
之后他又一路向东灭掉奄国等五十余国，将周王朝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东海之滨，后来周王朝将位于东海之滨的土地分封给齐、鲁两国，这就是今天山东被称为齐鲁大地的最初由来。《诗经周颂》记载：“周邦所，奄有龟蒙，遂被到荒，至于海邦，淮夷同来。”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均成为周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滨海的齐国占据鱼盐之利，齐国不仅充分利用鱼盐资源与华夏文明的其他诸侯国交易，事实上齐国的贸易范围还辐射到了海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管子·揆度》记载了当时齐国进口的天下最好的七种商品，其中之一就是“朝鲜之文皮”。
“文皮”指有花纹的虎豹皮，说明当时朝鲜的虎豹皮就是输入齐国的重要商品之一。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促使朝鲜半岛的官员、贵族主动到齐国来考察学习。汉初成书的《尔雅·释地》也提到了斥山有来自朝鲜一带的“文皮”。“斥山”指的是山东半岛东部今荣成市石岛镇沿海一带石头山。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与朝鲜半岛通过海上进行经贸联系的重要依据。《博物志》记载：齐国“越海而东，通于九夷”。这里的“九夷”不仅是指朝鲜半岛，应该还包括日本列岛在内。春秋时期齐国主动与海外的朝鲜诸国做生意的大动作。
由此开创了政府倡导和组织对外贸易的先河，也开辟了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比汉武帝时期开辟的通西域的“丝绸之路”至少早多年。韩国国际商学会会长、韩国群山大学贸易系主任金德洙曾撰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应早于陆地‘丝绸之路’，比陆地‘丝绸之路’持续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影响更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半岛上的齐国就通过海上主动与朝鲜开展了贸易往来，开辟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韩国全罗南道的完州上林里遗址曾出土过3件直刃青铜剑。
韩日学界普遍认为上林里铜剑应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内陆，故而称之为“中国式铜剑”。经综合比较分析：上林里铜剑不是来自与朝鲜半岛毗邻并有着陆路相连的燕国。燕国铜剑与上林里铜剑在具体形制和铸造细节上是不相同的，“这种带血槽的铜剑应来自齐国，属于战国时期的齐式剑”。韩国庆尚南道的蔚山市下岱遗址第23号墓曾出土过一件铜鼎，专家考证后认为“下岱这件铜鼎从种种迹象看应早于秦汉时期，属于战国时期的齐式铜鼎……这件铜鼎基本可以肯定是从战国中期的齐国辗转流入当地并在当地长期使用保存下来的”。
韩国庆尚南道的金海市良洞里（又作良东里）遗址第号墓也曾出土一串包括两颗水晶珠在内的项链。这串含两颗水晶珠的项链据考证应是来自于战国时期的齐国，“这两颗水晶珠形制大小相同，均为算珠形，中间有圆孔以利穿系。用水晶做成的物品在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和日本还相当罕见，但在齐国却是大宗的产品”。现有的考古数据显示，来自战国时期齐国的考古实物主要发现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境内，而在朝鲜半岛北部则主要见到来自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的考古实物。这证明了战国时期燕、赵、齐三国与朝鲜半岛交往所走的不同路线。
燕国和赵国走的陆路，从北部进入朝鲜半岛；齐国走的是海路，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进入今韩国境内。日本考古学家在佐贺县高来郡三会树景化园的弥生文化墓葬中发掘出了最早的纺织品。这是一寸见方的残布片，径线40至50根、纬线30根，与齐地所产丝绢大体相同。当时的日本还处在新石器时代，还没自己的丝绸纺织品。这证实了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齐国已向日本输出丝绸了。虽然还不能确定日本出现的齐国所产的丝绢是怎么到达日本的，但这至少证实了战国时期中日之间就存在一条连接山东半岛齐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战国时代齐国阴阳家邹衍认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益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九者，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文献描述了一个被海洋环绕的世界有如中国这样的州还有很多。九州说反映了中华先民以中国为中心观察世界的一种朴素的海洋观。相比独占鱼盐之利的齐国而言：在西周分封的诸国中楚国一开始不过是南部一个偏远小邦。
然而在春秋战国的大争之世中楚国却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决定群雄争霸格局的超级大国。史册大多侧重于记载楚国北上与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然而与此同时楚国还在持续进行着向南方百越部族聚居地区扩张的活动。楚国的地理位置使其从立国之初就面临着南方蛮族的威胁。灭三苗、平山越使楚国的国土以汉水平原为中心向后来的中国南方各省扩张。战国时期楚威王杀死了越王无疆，到楚怀王时代越国已彻底陷入内乱之中无法自拔，早已不复勾践时代的霸主的形象。楚怀王乘机攻灭越国，设郡江东。
随着越国的覆灭，楚国疆域由长江中游的两湖、安徽、江西等地拓境至江东地区，获得了长江出海口。楚国利用这一地缘优势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与西亚、南亚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楚王为了便于商贸，楚国特地为商队铸造了用于免税的金节，只要出示金节，一律免征关税。节用青铜铸成，上有铭文曰：“得其金节则勿征”，“不得金节则征”。从享受国家免税的优待看，楚国已牢牢把商业控制在官府手中了。楚国的南扩之路仿佛一个巨大的熔炉将中国南方各部族统统融入华夏民族汹涌的血液中，为日后秦始皇南征百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年已成功灭亡六国从而一统中原的秦始皇嬴政派屠睢率领五十多万大军分五路南下攻击闽浙与岭南，出兵当年就攻下闽浙随即在此地设置了闽中郡，攻岭南遭到两广军袭击而大败。这次挫败并未阻止秦始皇将岭南纳入版图的决心，于是公元前年秦军在任嚣和赵佗的率领下攻击岭南，这次秦军成功占据了岭南，随即再次设置南海郡，修筑番禺城（今广州城），此后广州就一直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尽管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是由秦始皇嬴政所缔造的，然而其实大一统思想早已有之。
早在《诗经》中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战国七雄混战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统一，思想各异的诸子百家在有一个问题上还是基本统一的。事实上中华秦帝国的形成过程和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秦国一直具有明确的天下的奋斗目标，正是基于这一目标才使秦始皇嬴政得以奋六世之余烈；相比之下波斯、罗马的扩张是没明确目标的。作为大一统思维的衍生物之一就是天下体系：在古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天子受命于天而治天下，而位于天下之中的地区称之为中国、华夏。
位于中国周边的各民族则分别称之为戎、狄、蛮、夷。既然天子受命于天而治天下，那么在理论上其权力也应当覆盖到周边的戎、狄、蛮、夷。事实上秦始皇并没将吞并六国视为一统天下的终结，他一直在探索帝国疆界之外还有哪些神秘未知的世界。为此他征服百越部族聚居的地区，打通了和西南地区的交流通道，甚至秦始皇巡游东海并遣方士徐福出海当真只是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吗？也许秦始皇此举是不是也暗含有探索海外世界的目标呢？公元前年秦始皇向山东琅琊移民三万户，同时他本人也来到琅琊巡游。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秦始皇在琅琊逗留了三个月，其间“大乐之”。秦始皇这次东巡是不是想把琅琊打造成为一个海港基地，从而便利将来探索海外世界呢？对此历史并未给出答案，所以我们只能猜想。公元前年秦始皇开始了生平行程最远的一次东巡：上会稽祭大禹，最终抵达了面朝渤海的碣石。秦始皇在这里留下了颂扬大秦功德的石刻，这个地方也就被后人称为秦皇岛。这次巡游与以往不同的是：秦始皇首次下海了。秦始皇在会稽稍作停留之后乘船从长江入海，然后从海上绕行山东半岛。
在黄土地上戎马一生的秦始皇似乎很享受这次在海上搏击风浪的经历：在一次与海神大战的梦醒来之后他从山东半岛再次北上，在此期间秦始皇曾操纵秦弩与海上的大鱼搏斗。当时地理知识有限的人们一直以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东、南、西、北四面皆被海洋所环绕，所以中国的土地谓之海内，而四周的大海谓之四海。然而秦国历代君主很早就知道在其西部和北部分布着广袤的陆地，其间生活着各种戎狄部族，有的还曾与秦国有过战斗或交流。既然秦国的西部和北部分布着广袤的陆地，那么在遥远的海外是否也可能存在陆地呢？
传说东海之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秦始皇派徐福去寻访这些仙山。寻求长生不老药也许是秦始皇的目标之一，不过与此同时他是不是也对海外世界有着某种兴趣呢？公元前年的盛夏没能等到徐福船队返航的秦始皇只能带着遗憾踏上归途。当车队行至河北沙丘时秦始皇突发暴病而亡。秦朝二世而亡之后又历经了楚汉相争，赵佗趁中原战乱之机向南岭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换上自己的亲信。公元前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建立南越国，号称“南越武王”。
年底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宫署遗址之下又发现了秦代造船遗址，从出土文物判断：这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厂遗址。年秦代造船遗址开始发掘，清理出一段29米长的船台。年发现平方米的造船木料加工厂，因为南越国宫署直接压在工场之上，因保护宫署不再往下发掘。经过多次的勘查研究得出结论：工厂是由3个长度超过一百米、走向东西、平行排列的木质造船台以及南侧的木料加工厂组成，可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
年在广州象岗发现的西汉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可以看到产自非洲的大象牙、洪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风格的圆形银盒、创始于两河流域的金花泡饰以及燃烧东南亚龙脑香的熏炉，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的广州已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先秦和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便是见证。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吨的木楼船，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
汉武帝之后西汉的商人经常出海贸易，中国典籍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明确的文字记载日益清晰起来：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并开始发展。西汉时期南方的南越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公元前年汉武帝刘彻出兵10万一举灭掉了南越国的战争。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东汉时期航船中国人已掌握风帆技术。这一时期中国商人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运送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同时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罗马帝国的大小城邦。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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