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得高堂入得市井,汪曾祺这个京派作家

今年是作家汪曾祺诞辰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机构发起纪念汪曾祺百年诞辰系列直播活动，为广大“汪迷”分享汪曾祺的点点滴滴。近日，著名学者、作家孙郁做客直播间，分享他对汪曾祺文学价值的理解。

汪曾祺生前，人们给他有很多称号，他自己比较看中的是“京派作家”。孙郁认为，作为京派作家，汪曾祺具备了民国时期京派作家的很多特点，但是他又跟传统的京派不同。“我在二十多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是属于新京派。新京派和老京派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经历过新中国的岁月，经历过革命的历史过程，认知世界的视角跟民国时候的京派作家有差异。”孙郁说。孙郁表示，京派文学是京派教育的产物。京派教育的特点是，不仅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注重研究古希腊、希伯来文明，注重研究东洋历史，特别是日本的文化。京派教育里面有心理学的研究、民俗学的研究、儿童研究、女性研究、西方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其中也包括类似于今天我们讲的古典学的研究。

“所以京派教育是一种博雅式的教育。”以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顾随、台静农以及朱光潜、林徽因等人为代表的京派学人，写下了很重要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后人影响很大。上世纪四十年代，汪曾祺已经出版过短篇小说集《邂逅集》，但那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汪曾祺的文学价值被人们重新发现。年，《受戒》发表以后，汪曾祺的作品让人们惊异：“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思想还可以这样来表达！散文还有这样的样式！”孙郁认为，在文学界，汪曾祺不自觉地呼应了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潮，从宏大的、虚假的、泛道德化的话语里面，回到人自身，回到本我，强调人的有限性，强调人的个体的生命的尊严。汪曾祺后来在散文集《蒲桥集》写序言的时候，讲中国现代散文有两个传统，鲁迅、周作人、沉郁冲淡，形成两支。中国现代散文，一个是鲁迅的传统，一个是周作人的传统。

周作人这个传统首先要有一种博雅的趣味，有杂学。他虽然有自己的专业知识，但他愿意随便翻翻，浏览不同学科的知识，有一种趣味。这一点，汪曾祺在自己的散文里面完全继承了下来。汪曾祺对于儿童研究兴趣很浓，中国最早研究儿童的是鲁迅和周作人，鲁迅曾经翻译过日本学者的《论儿童的好奇心》，周作人写了一系列关于儿童的文章。而汪曾祺一直到晚年，都保持着他的童心、童趣。对女性的研究，也是京派研究的一个特色。这些在汪曾祺小说里面有体现，他经常用性心理学的眼光来审视人的精神存在。孙郁认为，汪曾祺又跟老京派们不同。老的京派人，基本是象牙塔中人，涉世不深，读人也不深。京派学人虽然最早提出要研究歌谣，研究民间文化，但是他们对民间文化是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只能从知识的层面上遥遥打量，不能进入中国社会深处。汪曾祺则进入到这个深层领域里面，所以他俗也来得、雅也来得。他懂很多方言，他的小说和散文里有很多地域性文化的品质在里面，而且会用俗语。所以他更接地气，更能够读懂赵树理和老舍这些人。这一点，他跟老的京派们不一样。

老的京派虽然都在北京，但是京派作家几乎不懂胡同里的人生，对京味儿是有隔膜的。老舍的那种底层的、京味儿的市井的东西，很多京派作家只是远远打量，走不进去。汪曾祺却既能写京派儒雅的文章，又能写市井的、京味儿的小说和散文。孙郁说：“这一点很不得了，他把两个不相干的传统衔接在自己的文体里，这是汪先生和京派这些人不一样的地方。”孙郁认为，汪曾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把文学从虚假的、先验的观念为主的文学回到自身。他有烟火气，能够把民间的疾苦、百姓的冷暖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他的散文，又很有韵致，传统词章的那种优长都有，对传统的东西把握得确确实实很有味道。另外一个贡献，就是他的语言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孙郁表示，汪曾祺写小说，一会儿用北京话，一会儿是高邮话，一会儿是张家口话，他的语言是很丰富的。

鲁迅先生基本都是语体文，他的小说里面会有方言，但是他的杂文、散文，他对俗语的运用还是比较克制的。“但汪先生不是这样，汪先生的俗语雅化了，他在大雅里面有大俗的东西。”孙郁认为，汪曾祺的遣词造句都是很规矩、很讲究的，是有经营的，有设置的。表面是大白话，支撑这个白话背后的是文言文。他把先秦、两汉、魏晋、唐宋、明清一直到民国时期，不同的学人、不同的作家、艺术家的词章的好体验，部分地吸收到自己的文章里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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