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园访谈王安忆成长初始革命年燕赵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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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王安忆首次以散文形式记录小说家思想历程的新书《成长初始革命年》最近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领衔由北岛主编、以笔记散文为主调的思想丛书——视野丛书。

《成长初始革命年》全书收录文章十七篇,分为个人经历、人物交游、演讲对话与文学之旅四辑。王安忆由家族历史源头讲起,从上世纪50年代写到21世纪,横跨作者半个世纪的生涯,囊括了随笔、演讲、对谈多种体裁,书写历史记忆里的个体历程。书中王安忆重走绍兴,寻找家族历史的源头;插队徐州,在文工团拉响命运的琴弦;她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演讲,劝他们做无用而有趣的灵魂;她与年轻的写作者对话,让他们莫再把她当成前辈,实则他们都是同代人。她还去到维也纳、俄克拉荷马,在另一片星空下冥想文学的意义……

这是一本面对过往的书,它可以让你重新认识王安忆,同时,认识王安忆生活的时代,并以此为基点回望其小说创作。

真实呈现思想与生活

王安忆将“视野丛书”概括为两点,一是尝试记录共同思潮中个体的历程,二是让写作人隐形的思想浮出水面,呈现足迹,纳入历史的进步。而这两点,正是《成长初始革命年》的基底。

一个小说者,在文本以外的声音,可能最具思想的外形,但也最可能露怯。以虚构为职业的人也许不该在现实中多说话,因为我们常常混淆真伪,“想当然”错成“所以然”。就像说禅,不能说,一说就是错。

“视野丛书”的企图之一在于让写作人隐形的思想浮出水面,在这里,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更具典型性。王安忆作为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她在中国文学、文化领域持续在场,像“女工”织毛衣般编织着自己的创作。但王安忆的名字,始终是和小说家的身份紧紧联系在一起。小说是虚构的,而小说家是真实的。小说是关于记忆的技艺,而散文是记忆的记录。《成长初始革命年》中,小说家跳出了虚构,以时间为经纬铺排自己的思想与生活,真实地走到读者眼前来,尤以第三第四辑,演讲对谈与文艺心得为最。

20世纪80年代,在《茹家溇》中,王安忆于寻根文学的热潮里梳理自己的来路,去绍兴追访遥远的祖先,那是成长的源头也是思想的源头。90年代,《接近世纪初》中,王安忆唱出了世纪末的语调——时间好像都在加速,从生到熟,从熟到衰,而加速的成果“地球村”带来的无限同一性却令人怀疑。近年来,在《音乐时代》中,她去到维也纳,穿梭于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与音乐之乡迷人的剧场间,探讨音乐的意与趣;在《祛魅时代的异象》里,她以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谁带回了杜伦迪娜》为基点,从拉美文学大爆炸说起,尝试触碰现实世界与魔幻世界之前的模糊地带……

在这种与现实时间同步的经验讲述里,在学习与实践的感想心得的分享中,借着作者的观看、思考,读者得以看见平日虚构背后作者的实体。

把同时代人纳入书中

王安忆在书中说:史铁生走了,还有路遥、邹志安、王小波、陆星儿、赵长天……我们这一代的人都进了天国,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传统,所以,千万不要再说“读你们的书长大”的话,我们的书并不足以使你们长大,再有二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

“视野丛书”的另一企图在于尝试记录共同思潮中个体的历程。在《成长初始革命年》中王安忆强调了一个“时代”的概念,一个时代要完成它的时代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多的人,最后才能完成。因此,王安忆将时代拉长、放大,把包罗万象的同时代人纳入书中:《魏庄》里的文工团伙伴、《成长初始革命年》中淮海路公寓三楼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同学董小苹》里的小学同学董小苹、《重建象牙塔》中同为69届初中生的陈思和、《英特纳雄耐尔》里“我”永远追赶不到的精神偶像陈映真,以及复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或青创会上那许许多多青涩的后生……人物之外,王安忆还对时代的器物、景观、气氛、小市民的衣食住行等做了相当多的描绘,为我们建立一幅历史时期全方位的图景。

在这些篇目中,王安忆试图提出几个问题:成为同时代人的条件是什么?又该如何去界定“一个时代”?王安忆不太喜欢今天常说70后、80后、90后,因为短短的十年间好不容易积累的一些东西,很快就会被代际的快速更替给消耗掉,而实际上这个时代的变革远远还没有完成。她试图以感性的形式表明:同时代的人,可能还要包括上一代的人,下一代的人,将更多的人包括进来,才能积累一点点的思想,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有内容的时代。

(燕都融媒体记者宋燕)

作家简介

王安忆

年生于南京,年随母亲移居上海,“文革”期间赴安徽插队,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获“茅盾文学奖”,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年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年纽曼文学奖。

代表作品:《长恨歌》《小鲍庄》《流逝》《匿名》《考工记》等。

△《成长初始革命年》,王安忆著,译林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成长初始革命年》

《成长初始革命年》是王安忆最新散文结集,收录文章十七篇,横跨这位当代知名作家近三十年的文学生涯。本书首次以散文形式,为小说家的思想做史。全书共分四辑,从个人经历、人物交游、演讲对话与文学之旅四个方面,以小见大,展现王安忆最个人化的人生轨迹。

精彩书摘

魏庄

魏庄属徐州郊区铜山县。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地市合并,徐州是地区和市分而治之,地区由八个县组成,行署设在徐州市内,而徐州市的占地事实上又在徐州辖区铜山县,就好比美国首府华盛顿是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用地。

徐州是富庶的,但像我这样,来自商业化城市上海,对富庶的认识不免是狭隘的,总是嘲笑它商品的单调,店铺的简陋,街道的乏味,风气的俗俚,北地粗粝的水土则又使它格外显得荒凉。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北京学习,领略了薄瘠的生活,其时,北京的配给中还包含着粗粮,方才意识徐州的肥腴。徐州的菜式是烈火烹油之势,用料靡费,透露出物产丰饶的气息。火车站总是人迹杂沓,饭馆里进出四乡上来的乞讨者,似乎气度都很轩昂,饭馆里人撵赶得急了,是可与人对骂;再要遇我们这样不懂本地忌讳的外乡人发出“不要脸”的厌声,那么,对骂的双方就一并斥责:什么是不要脸?怎么不要脸?你们懂什么不要脸!即便行乞,也是大国子民的尊严,不可辱的。

我们地区文工团是在年开春时节来到魏庄。我曾在许多篇小说里写过我们团,一个地区级的全民所有制文工团,前身是江苏省柳子戏剧团。“文工团”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战地服务的军事组织,事实上只不过是那时代里对综合文艺的命名。歌舞,曲艺,戏剧,确实有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功能,可适应繁简不同的演出场合。这类短小精悍的团体在推行样板戏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几乎一无二致地扩充编制,提升标准,足够排演全场的芭蕾舞剧。一时间的辉煌过去,臃肿的人员立即成为沉重的负担。在这最先进的国家体制之下,财政要开支所有演职员的工资,而且,因效仿样板团待遇,每人每月额外贴补营养费,对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地区,如此开销不免是过奢了。

现在回忆,文工团的生存一直处于忧患之中,也许不是以经济的方式,但实质依然是经济的,虽然市场的时代远未到来,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团被定出演出场次的指标,而在此之前,我刚进入文工团的—年,慰问军队和省级汇演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相当数量的演出场次要求有充足的剧目,在剧目上,我们团提早地经历了投资失败所带来的危机,当然,还是以政治的名义,但遭受重创的是财政。准备上演的一出大型歌剧被批评为替刘少奇翻案的“毒草”,没什么可商量的,只得下马。此时,出去学习,抄谱,置办服装道具,还借人调人——每一次排演新戏,都怀着极大的期许,期许从此翻身上马,柳暗花明,于是大张旗鼓,等剧终落幕,紧接着就是遣散借调人员。我们这些年轻男女,是文工团里的小辈,文工团沿袭着旧式团体的风气,像个大家庭,凡事都有长辈扛着,我们百事不管,只是将些流言传来传去。听说事情发生以后,团里的书记说出一句极惨痛的话,他说:我现在要死都没处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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