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精英主义让我不寒而栗

我觉得人大部分都是无用的人。

前段时间，财经作家吴晓波又因为他的「精英主义」言论成了千夫所指。

他在《财新视听》的采访中，很有几分自得地概括了他的世界观：

这段视频和截图一经流出，立即招来了全网盛怒：

也不怪网友们生气，吴晓波这种所谓的精英主义论调，充满了对个体生命价值赤裸裸的蔑视。

之后在巨大的争议下，《财新视听》下架了这期视频。吴晓波本人也不得不站出来回应，解释说他的本意是「工作无贵贱」，但「价值有高低」。

「价值有高低」这句话在吴晓波的世界观里是成立的，甚至是正义的。因为作为一名「精英」财经作家，他只在乎「经济价值」：

每个人都只作为资本链条上的一个零部件存在。

吴晓波的个人频道有近万粉丝，每年为他带来过亿收入，他的世界观似乎早已成为「主流」。比如和他有相似想法的，还有一位谷歌高级顾问。

这位顾问曾宣称：

我们这个时代正在经历一次全面的新技术革命，而这场革命结束之后，世界上将会产生98%的过剩劳动力。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高级顾问回答：「争当2%。」

这个让人无法反驳的回答，却把一位中国学者「气疯了」：

如此坦然的回答，在她眼中有一种非人的残忍。

这位义愤填膺的提问者不是别人，正是让学生心甘情愿排两个小时队只为听她上一节课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即便深知这个时代资本逐利的底色，她仍旧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吴晓波们所推崇的「主流」之外。

戴锦华出生于年，今年已经62岁了。但她对流行文化了如指掌，绝不亚于任何Z世代的年轻人。

比起一些2G冲浪的00后，戴锦华的网速大概有12G。

她观察公共舆论，常常在集体狂热中发出不同的声音。

当「大女主」影视剧中的女性角色在流行文化中受到追捧时，戴锦华就曾提出异议：

戴锦华认为流行文化对女性消费者的赋权，还停留在「谁有钱谁有权谁就说了算」的阶段。但这种资本逻辑本身就是一种父权的体现。

流行文化研究之外，戴锦华还是一名备受尊敬的电影学者。

她曾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数年，后担任北京大学电影研究中心主任，目睹并参与了近几十年中国电影产业的崛起。

年，戴锦华与姜文、严歌苓、张震等一同担任第九届FIRST青年电影节评委

对如今中国电影界的所谓「名导」，她毫无忌惮，直言不讳。

比如冯小刚，曾在完成商业转型后，把票房失败归咎于观众：

是戴锦华站出来，为普罗大众「正名」：

责任当然不在观众，而是影视资本的高度垄断。

毕竟在一个大多数作品都粗制滥造的产业里，观众并没有选择。

在看完《道士下山》后，她说：

这次陈凯歌不是求爱一样地来讨好大家，而是趴在地下，舔大家的鞋底，说拿钱来吧，我在娱乐你们。

对于导演们常爱用的宣发噱头，她总是一针见血：

无论在哪个领域，戴锦华最犀利的言辞总是针对手握强权的资本，而她最关心的永远是所有相对弱势的群体。

她会为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难民落泪，为了他人所遭受的不公不义在讲桌前愤然震声，几十年如一日。

这也和她女性主义学者的身份密不可分。

戴锦华老师主张的女性主义，不止是为女性发声，更是提供另一种视角，试图对所有边缘群体、弱势群体提供一种关怀。

今天，戴锦华像是一个异类。

但她早就习惯了。

让她习惯于成为异类的，是「生而为女」的体验。

戴锦华身形高大（13岁时就已1米73），行事爽利，说话直接。

连现在在北大，学生都爱叫她「戴爷」，甚至还流行着「女孩要嫁戴锦华」的说法。

戴锦华在北大校园

但在她成长的那个时代，这样的形象是完全违背社会对女性的预设的。也因此，她从小就习惯了周遭的责难和背后的议论。且她自小体弱多病，一直「不得同龄人待见」。

于是，在那个物质生活困顿的年代，出生于「平头百姓」家庭的戴锦华，童年的乐趣了了。她唯一的抚慰来源于书籍：但父母都不是文化人，家里仅有的那几本书，早被她翻烂了。

幸运的是，书籍为她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二年，戴锦华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

在北电任教时的戴锦华

然而，即便后来她成了北电最受欢迎的讲师之一，三十岁而未婚依然被视为她的原罪。

有人猜她偷偷做了小三，也有人揣测她实则喜欢女人。

她不爱打扮，但偶尔心情好了化个妆，就有男同事调侃：

这多好！平时你三分男人气，吓得全体男同胞进入掩体。

戴锦华坦言：

我也曾很自怜地感到自己备受伤害和排挤，现在看来依然真实，但我意识到如此深的伤害，一半是因为我自己在帮忙——我在内心深处认同他们的责难和标准。

于是，她把生而为女的伤痛化作动力，倾尽一生，用实际行动与这些责难和标准对抗。

年，戴锦华老师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世纪大讲堂》中讨论性别议题

但戴锦华对弱者伤痛的理解，绝不仅仅来自于她作为女性的生命体验。

她也曾因病成为边缘人：戴锦华在27岁时被确诊肺结核。

她的学术宏图、雄心壮志才刚刚展开，就在一夜之间被宣告终点将临。

戴锦华回忆说，当时，一旦你染上了这种病，就像是「佩戴了红字」——要承受社会的厌恶、拒绝和歧视。

边缘人的苦难是双重的：一层的苦难来源于处在边缘的实际困境，另一层苦难则来自于整个社会对边缘群体的歧视。

医院住了八个月。这濒死的八个月改变了她的一生：

濒临死亡，才懂得放自己一马，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

奇迹般出院的戴锦华从此「拒绝浪费生命在角逐竞争上」。

40岁后，她拒绝约稿，拒绝deadline（最后期限），也因此「臭名昭著」。她仍然会彻夜工作，但只因为快乐。

她拒绝预支生命，换取别人眼中的「成功」。

在「内卷」尚未流行的时代，戴锦华已经看透了「卷」的本质，并用实际行动「反对内卷」。

比起竞争角逐、为自己博出位，她立志将生命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于是，在这个人人自顾不暇的时代，她仍旧不断发声。因为她希望人们在自我困境之外，看到他者。

作为他者的痛苦，她懂。

她比谁都清楚：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某一时刻，成为异类。

也因此，戴锦华频繁地走进大众视野。

在专业的电影分析之外，她不仅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女性平权发声，更是花了十几年走遍亚非拉，在贫困、疾病和战争的第一线，记录光鲜亮丽的「全球化」经济背后，被时代狠狠压榨后又无情抛弃的人们。

学者们总是习惯了被人诟病「看不懂」，甚至引以为傲。

但戴锦华不同。

她想要和更多人联结，向更多人输出。

比起在闭塞的象牙塔中输出晦涩的学术文献，以换得一世功名，戴锦华选择了更广袤的天地：

她将毕生才华倾注在各种需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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